历代以来，对于为官者，清廉都是重要标准。这条标准，既属于高线，也属于底线。

作为清廉之官的典型，包拯包孝肃公，历来为世人所称道并景仰。他任广东端州知州时，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传下佳话。端州端砚，自古有名，是向皇帝进贡的贡品。端州知州的其中一项任务，便是向民间征收上品端砚，进贡皇帝。在包拯前后任职端州知州的官僚，没有不借此机会中饱私囊的。他们贪端砚为己有的方法几乎一致，便是大笔一挥将进贡数目扩大几十倍，然后将余下的据为己有，用以贿赂上级官员和朝中权贵，让端砚成为升迁的敲门砖。这和如今时兴送字画古玩一样，成为雅贿。包拯任端州知州期间，命令匠人只做好进贡数量的端砚。直至离任，他也没带走一方端砚。

相比之下，有些人唯利是图，眼睛近视，将端砚立马量化为金钱数目，转化为仕途筹码，而包拯看重的则是自己的名声和良心。在价值系统的天平上，就是这样悬殊。

曾国藩是清廷重臣，也是清廉为官的典型。他任两江总督时，淮盐和端砚一样，很出名，是当地财源之一。他亲自创立两淮盐票，这种盐票面值是两百两银子，但利息很高，一年下来即可以有三四千两银子的可观利息。后来，盐票水涨船高，已经从每张两百两银子涨到两万两。当时，谁家只要有一张这样的两淮盐票,就等于发财了。作为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盐票又是自己设置并颁发的，揣上几张这样的盐票，应该算不上什么贪污或以权谋私。即使他自己不拿，他的孩子或亲属打着他的旗号拿上几张，他也完全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曾国藩交代亲属，绝对不可以承领一张盐票。他离任时没有拿走一张盐票，他的孩子和亲属也没拿过一张盐票，包拯和曾国藩的事例告诉我们，廉政需要法制制约，也需要官场的伦理学教育。如今，我们缺少这样的一堂教育课。记得包拯家训中说：“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这是为官伦理学中最高的警戒和惩罚了。这样做，起码让为官者有一丝畏惧。曾国藩家书中将“清慎勤”三字家训全都改了，其中第一个字“清”字改为“廉”字。未能有廉无以为清，廉是物质性的硬指标，清是精神性的自省纬度。如此，清廉才可成为由外到内，由政治到道德的整体，这也是官场伦理学的必修课。

（肖复兴《齐鲁晚报》2017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