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吏治史上，诸葛亮堪称千古廉政的楷模。他不但有廉政思想，也有廉政实践；不但以廉政治国，也以廉政律己。诸葛亮的廉政思想与实践已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并对当今的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对自身：淡泊名利
诸葛亮素有大志，然其志向并不是为了获取自身的名利，而是要为国家与民族献身。早在躬耕隆中时期，诸葛亮就常自比于管仲、乐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大变革时代，东汉王朝名存实亡，国家已逐渐走向分裂；而要统一中国，要实现“大一统”的理想，像管仲、乐毅那样的政治和军事人才便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他的自比管、乐与他对孟公威所说的“遨游何必故乡”一样（1），并不存个人私念，也没有项羽那样的衣锦还乡的愿望；他一心想的只是如何结束诸侯纷争的局面，早日安定当时的社会。这与他后来所说的“普天之下，莫非汉民，国家威力未举，使百姓困于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2），其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诸葛亮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大业，不但摈弃了个人的一切名利，而且还奉献出自己全部的智慧、才能和力量。综观诸葛亮的一生，除了帮助刘备建立蜀汉政权并北伐曹魏外，可以说别无旁骛。同不少的知识分子一样，诸葛亮也有过自己的许多爱好，例如音乐、绘画、文学创作及史学研究（《隋书·经籍志》载诸葛亮曾著有《论前汉事》一卷）等，但为了所从事的“大业”，他都无暇去充分地发展了。郭沫若曾经说过，假如让诸葛亮专心从事诗歌创作，其成就也绝不会亚于陶渊明（3），这是完全可以相信的。而诸葛亮非但没有充分地去发展各种各样的爱好，相反的，他还要利用自己的全部知识和才能来为其“大业”服务。例如，他的《周易》知识被用来推演兵法并做八阵图，他的器物知识被用来发明“一弩十矢俱发”的“连弩”，他的工艺才能被用来制作“木牛”、“流马”，他的建筑才能被用来修建栈道，他的医药知识被用来研制“行军散”，他的民俗知识被用来发明馒头（即“蛮头”）（4），等等。为了事业的成功，他甚至顾不上自己的家庭，以至夫妻长期分居，晚有儿息。这真可以说是毫不利己了。其间他也曾面对过名利的诱惑，但他始终不为所动。如赤壁之战中，张昭就曾向孙权推荐过诸葛亮，但诸葛亮宁肯随刘备颠沛流离也不愿到东吴去做官（5）。
诸葛亮后至蜀汉丞相，刘备死后，又摄一国之政，可谓功高盖世，权大无比了。然他“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6）。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国人皆知他并无私心。他的“专权”是为国家谋发展，为人民谋福祉，而不是为个人谋利益。所以在第三次北伐取得胜利之后，中都护李严写信劝他仿曹操之举，“宜受九锡，进爵称王”时，便被他断然拒绝了。他在给李严的回信中写道：
……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
——《三国志·蜀书·李严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
其一心为国、不谋私利的铮铮之言，可谓掷地有声！而所谓“九锡”，乃是国君赐予大臣的九种器物，即车马、衣服、乐器、朱户、纳陛（殿前特制的台阶）、虎賁（勇士）、斧钺、弓矢、秬鬯（用黑黍和香草酿成的名酒）。受九锡进爵称王，是臣子的最高荣誉。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就曾自立为魏公，加九锡。但诸葛亮却不肯接受，他心中所想的只有统一大业，在国家统一之前，他将一切名利都置诸脑后了。
诸葛亮不但不追求名利，而且对于自己工作中的失误还能自行问责，自请处分。如第一次北伐失败后，诸葛亮在斩马谡的同时又上书后主刘禅，要求自贬三级。其疏曰：
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鉞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受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这种遇事引咎自责，完全以事业为重，丝毫不计个人荣辱得失的精神，虽千载而下，尤令人感佩！而更为可贵的是，诸葛亮不但自行问责、自请处分，还能广泛地发动将士提出意见，帮助自己深刻反省。在著名的《劝将士勤攻己阙教》中，他语重心长地写道：
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减兵省将，明罚思过，校变通之道于将来；若不能然者，虽兵多何益！自今已后，诸有忠虑于国，但勤攻吾之阙，则事可定，贼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
诸葛亮将“勤攻吾之阙”与北伐大业的成功密切联系在一起，在这里，哪里还有一丝一毫的个人名利存在呢！这与那些遇事文过饰非，遇名利则趋之若鹜的官员相比，又何啻天壤之别！
二、对部下：赏罚分明
公生廉，廉生明。官员遇事能出以公心，自然会廉洁；而一旦廉洁了，对部下的赏罚也就会分明。诸葛亮是这样倡导的，也是这样做的。
诸葛亮曾提出过考察贤才的七种办法，即“知人之道有七焉”（7），其中一条便是“临之以利而观其廉”，可见诸葛亮对官员的廉洁是非常重视的。早在入蜀之初，他便与法正、刘巴、李严、伊籍等人共同制定了《蜀科》（8），并以此作为蜀汉政权实行法治的依据。他明确提出，对官员的赏罚一定要分明，即“赏不可虚施，罚不可妄加”（9）。而面对刘璋政权在蜀中遗留下来的腐败混乱局面，诸葛亮又力排法正等人“缓刑弛禁”、先施恩惠的主张，坚持严正执法，赏罚分明。他在答复法正的提议时说：
君知其一，未知其二。……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敝，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道，于斯而著矣。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郭冲《五事》之一
由此出发，他在蜀中不避权贵，一切依法而行，尤其对蜀郡的反叛势力（如彭羕等人）进行了严厉打击，终于使蜀中的社会秩序好转，为蜀汉政权的稳固奠定了基础。
对蜀汉政权一些官员如来敏、廖立、李严等人的处理，也充分体现了诸葛亮赏罚分明的廉政思想。来敏原为刘璋宾客，刘备定益州，以之为典学校尉；诸葛亮驻汉中，又以其为军祭酒、辅军将军，不可谓不重用了。但当诸葛亮发现他倚老卖老并有“乱群”之罪时，即果断地将其免职，让他闭门思过去了（10）。廖立早年跟随刘备，年未三十被擢为长沙太守，并受到诸葛亮的器重，誉为“楚之良才”。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孙权遣吕蒙袭取荆州南部三郡，廖立脱身逃走，而刘备并未深责，仍以之为巴郡太守，后又征为汉中王侍中。后主袭位，徙长水校尉。但由于廖立一贯坐自贵大，目无朝廷，并大肆攻击朝廷的用人政策，所以诸葛亮还是上表将其废为平民，并流放到汶山郡（今四川汶川县西南）去从事农耕（11）。李严是蜀国的高级官员，曾担任过尚书令，刘备病危，又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佐刘禅，被任命为中护军，统内外军事，地位仅次于诸葛亮。诸葛亮也在给孟达的信中称赞李严“部分如流，趋舍罔滞，正方性也”（12）。但当诸葛亮发现李严“尚为小惠，安身求名，无忧国事”，甚至“横造无端，危耻不办，迷罔上下”，“以危大业”时（13），也毫不姑息，立即上表将其废为平民，流放到了梓潼郡（今四川梓潼县）。而在处分李严的同时，诸葛亮却对李严的儿子李丰委以重任，令其督主江州，后又官至朱提太守（治所在今云南昭通）（14）。诸葛亮还在《与李丰教》中充分表现了他对李丰的信任，并让李丰宽慰其父“勤追前缺”，痛改前非，以便将来“复还”（15）。对下属既赏罚分明，又关心体谅，并对受处分者之悔改寄予厚望，难怪李严、廖立等人至死都毫无怨言了。
在著名的第一次北伐中，对街亭之失的处理，更充分显示了诸葛亮对部下赏罚分明的一贯作法。马谡为诸葛亮至交马良之弟，又好论军计，平时与诸葛亮很谈得来。诸葛亮南征，马谡还曾向诸葛亮献策，劝其“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诸葛亮都采纳了（16）。但由于马谡违背节度，丧失街亭，诸葛亮还是不徇私情，挥泪斩之。而副将王平因曾规劝马谡，且于街亭之战中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则被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总统五部军马并兼当营屯之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还有诸葛亮的长史（相当于后世之办公室主任）向朗，因素与马谡相善，对马谡兵败“逃亡”之事知情不举，亦被诸葛亮免官（17）。但对向朗的侄子向宠，诸葛亮则十分信任，整个北伐期间，他把后方的兵权都交给了向宠。向宠最后也升迁至中领军。
诸葛亮在廉政方面所表现出的对部下赏罚分明的作法，也受到了后人的高度赞扬。晋人习凿齿就说过：
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岂徒无怨言而已哉！……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诸葛亮于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
——《三国志·蜀书·李严传》裴松之注引
所谓“使廖立垂泣”，即廖立流放汶山期间，闻诸葛亮卒，垂泣叹曰：“吾终为左袵矣！”（18）所谓“李平致死”，即李平（李严）流徙梓潼郡时，闻诸葛亮卒，由“激愤”绝望而“发病死”（19）。两人都深信诸葛亮还会再重用他们，而一旦诸葛亮死，他们认为自己的希望破灭了。而诸葛亮为何会让受处分的官员抱有如此的信念呢？用习凿齿的话来说便是：“以其无私也。”（20）
由于诸葛亮的廉正无私，执法如山，“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21），所以蜀中的社会秩序井然，其社会风气在三国中也是最好的。正如陈寿所说，当时的益州“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22）。
三、对子女：严格要求
诸葛亮因随刘备征战，故与夫人长期分居，直到入驻成都后，夫妻才得以团圆。待到他们的儿子诸葛瞻出世时，诸葛亮已47岁了。由于长期无子女，诸葛亮曾以其兄诸葛瑾之次子诸葛乔为嗣子。
诸葛乔，本字仲慎，建安九年（公元204年）生于曲阿（今江苏丹阳市），小其兄诸葛恪仅一岁，而与《吴书》的作者韦昭同年（23）。诸葛乔年轻时即与其兄诸葛恪俱有名于东吴，论者以为诸葛乔才虽不及其兄，而性业过之。当初，诸葛亮尚未有子，于是便求诸葛乔为嗣。诸葛瑾启告孙权后，遂“遣乔来西”。而诸葛乔一到西蜀，诸葛亮即以之为己嫡子，并易其字曰“伯松”。蜀建兴五年（公元227年），又拜为驸马都尉，随诸葛亮北伐至汉中（24）。但诸葛亮并没有因为诸葛乔是自己的嗣子而加以照顾，而是使其督五六百兵，与诸将子弟一起传运粮草于谷中。为此，诸葛亮还曾写信与其兄诸葛瑾说：
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
——《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
此即“一出祁山”之时也。然而不幸的是，诸葛乔于建兴六年（公元228年）便卒于军中，年仅25岁，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并成为诸葛亮子孙中为国献身的第一人。
从诸葛乔在东吴时即已取字“仲慎”，至蜀后又易字“伯松”，并拜为驸马都尉，随即参加北伐的情况来看，诸葛乔入嗣时当已过了“弱冠”（即20岁）之年，应算是一位成年人了。再加上他与蜀中诸将领的子弟一同共事，又时常奔走于山谷之中，所以，无论出于社交应酬抑或健身的需要，饮酒之事都是免不了的。窃以为，这便是诸葛亮《又诫子书》写作的缘起。
一般认为，《诫子书》与《又诫子书》是诸葛亮临终前写给他八岁的儿子诸葛瞻的。《诫子书》讲修身与为学，寄予了诸葛亮对后人的殷切期望，这是可以理解的。而《又诫子书》则专谈饮酒，全文曰：
夫酒之设，合礼致情，适体归性，礼终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殚，宾有余倦，可以至醉，无致迷乱。
——《太平御览》卷497
这确是一篇讲“酒文化”的绝妙好词。但诸葛亮临终前，竟然与一个年仅八岁的小孩子大谈饮酒，则未免有点令人不可思议了。且不说八岁的诸葛瞻可能还未开始饮酒，就是偶与酒宴，也谈不到设酒宴客，更遑论“主意未殚，宾有余倦”的问题。显然，《又诫子书》不可能是写给诸葛瞻，而是写给诸葛乔的，其写作时间也不得迟于蜀建兴六年（公元228年）。大约在陈寿所编《诸葛亮集》散失之后，后人虽得其佚文，然对其写作背景及文章的先后次序已不甚了然了，故遂依其内容之重要程度，聊为标题区分而已。如按其写作时间之先后论，则《又诫子书》实应在《诫子书》之前也。
还要指出的是，《又诫子书》既是出于对嗣子的爱护，同时也是有感于当时蜀中诸将子弟的饮酒之风而发的。诸葛亮的真正目的，不但要教导嗣子如何正确地对待饮酒之事，更试图通过诸葛乔以去影响当时的一批“高干子弟”们。这才是诸葛亮写作《又诫子书》的更为深远的用意。
对自己的亲生儿子诸葛瞻，诸葛亮更寄予了厚望。他在《诫子书》中写道：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弛，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太平御览》卷459
诸葛亮根据自己一生的体会，着重强调了修身和为学都要静的道理。诸葛亮所说的“静”，实际是一种不含任何杂念的精神境界，只有达到这样一种境界，才能“致远”，才能对万事万物都有透彻的理解；而一旦时机到来，又可以静中寓动，以静求动，动静相辅而相成，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即所谓“接世”。与“静”相反的是“躁”，躁”既有碍修身，也不能治学，而且容易转化为“淫慢”，终至事业无成。这既是对儿子的厚望，也体现了诸葛亮对后世子孙的严格要求。而诸葛氏后人对此也心领神会，这篇短短86字的《诫子书》最后竟成了诸葛氏世代流传的家训，便是明证。
至于诸葛瞻，诸葛亮去世时虽只有八岁，但从此后他曾官至蜀行都护卫将军并平尚书事，与董厥、樊建一起主持蜀国后期的军政大计，以及在国难当头之际，与其子诸葛尚独冒锋刃、视死如归、终于以身殉国的事实来看（25），诸葛亮的教诲他应是牢记了。正如晋人干宝所说：“瞻虽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敌，而能外不负国，内不改父之志，忠孝焉存。”（26）换言之，诸葛亮的家教是成功的。
诸葛亮对后辈的严格要求，也体现在他对外甥庞涣的教诲上。诸葛亮有二位姐姐，早在他隐居隆中之前都已出嫁了。大姐嫁与襄阳大族蒯家，大姐夫蒯祺曾任房陵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孟达攻下房陵后被杀（27）。二姐嫁与庞德公之子庞山民，二姐夫后来曾仕魏为黄门吏部郎，不久亦早逝
（28）。而《诫外甥书》便是诸葛亮写给二姐与庞山民的儿子庞涣（字世文）的（29）。其文曰：
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己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
——《太平御览》卷459
这是诸葛亮在得知姐夫早逝，而外甥适当弱冠之年，正须立志时写下的。诸葛亮告诉外甥，志向应建立在远大的目标之上，要效法先贤，弃绝私情杂念和各种牵累，还要能屈能伸，广泛地向别人请教，除去怨天尤人的情绪。只要能做到这些，即使眼下还不能发达，也不会有损自己的高尚情操，不必担心事业不会成功。反之，若志向不坚毅，思想境界不开阔，只是碌碌无为地陷入在世俗之中，被一时感情所束缚，那就将永远沦于凡庸之列，很难有什么出息了。此后，外甥庞涣便谨遵舅父诸葛亮的教诲，首先从立志做起，并终于事业有成。晋太康中，庞涣已仕至牂牁太守矣。
四、对财产：完全透明
在封建社会中，当官发财曾是很多官员的理念。而且，不少官员的财源主要不是官家的俸禄，而是靠所谓的“额外收入”。诸葛亮作为一代名相，其可贵之处既在于除官俸之外一毫莫取，而且其财产还高度透明，收入完全公开。他在晚年给后主刘禅的一封上表，实可视为他对自己家庭财产的一次正式申报。其表曰：
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30）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臣若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诸葛亮的这封上表，至少透露出以下几方面的信息：
一是“资仰于官”，“不别治生”。即他除官方的供给外，再未经营任何产业，也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这从诸葛亮《又与李严书》中也可以得到证明：“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31）诸葛亮虽然亦循例纳妾（古时妾常随夫在外），但其妾连一件象样的衣服（或谓替换的衣服）也没有，可见其生活之俭朴。这与同时的其它官员相比，简直是有点“寒碜”了。例如蜀国的李严，就“所在治家”（32），不但平时生活豪奢，后“虽解任”，仍是“奴婢宾客百数十人”。（33）至于当时的蜀中豪族，更是以富相尚。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中的土著豪族，“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徒车”（34）。诸葛亮作为蜀国丞相，如有意敛财，则“盐铜之利”与“山川之材”皆唾手可得，但他还是“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这种高尚的情操，自律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二是公布了家产的具体数字，即“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这份家产在后世看来也许还不算小，但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的三国时期，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份中人之产。古代地广人稀，故其人均土地占有量远较后世为多。西汉人口5000万，当时朝廷规定“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35）三国时人口锐减至3000万左右，（36）而蜀国只有“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再加上“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37）总共也不过110万人。如按西汉的标准，则诸葛亮的十五顷（1500亩）“薄田”（即下田），仅相当于五夫受田之数，这在当时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再从稍后西晋对官员占田的规定来看，最高的一品官可占田50顷，最低的九品官可占田10顷。而诸葛亮的15顷，若在西晋，仅相当于八品官员的占田数量而已。（38）但诸葛亮就是靠着这些土地和不到二十亩的桑田（即“桑八百株”）来维持其子弟的衣食，虽称“自有余饶”，实际上还不能说是富裕。
三是提出了对遗产的处置原则，即“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所谓“余帛”、“赢财”，当然是指扣除了“子弟衣食”之外的部分，即所谓“余饶”。不过从诸葛亮一贯主张节俭的原则来看，他只是希望子弟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所以连些微的“余饶”他都不肯留给家人了。
诸葛亮的上述申报是否属实呢？《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说：“及卒，如其所言”。可见，清点的情况与诸葛亮的申报是完全一致的。
诸葛亮财产的透明度还可以从他对自己后事的安排上体现出来。“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殓以时服，不须器物”。（39）作为一位丞相，死后既不建豪华的坟墓，又不用任何的陪葬物品，这种一切从简的作法，在厚葬之风盛行的汉末三国时代，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而连丧葬之事都如此透明的诸葛亮，又诚可谓至死都保持了他廉洁奉公的高尚品格。
总之，诸葛亮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不但智慧超群，美德集身，而且也是千古廉政的楷模。正如当年蜀汉小吏所说：“诸葛公在日，亦不觉异，自公殁后，未见其比。”（40）宋人罗大经更认为，诸葛亮之为人，“自三代而后，可谓绝无仅有矣”。（41）
注释：
（1）《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2）《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郭冲《五事》之四。
（3）郭沫若1964年为隆中题词中有句云：“如武侯终身隐逸致力于诗，谅亦不逊于陶令也。”
（4）见宋高承《事物纪原》。
（5）（6）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袁子》。
（7）《将苑·知人性》，见张澍辑《诸葛忠武侯文集》。
（8）见《三国志·蜀书·伊籍传》。
（9）《便宜十六策·赏罚》，见张澍辑《诸葛忠武侯文集》。
（10）见《三国志·蜀书·来敏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
（11）（18）见《三国志·蜀书·廖立传》。
（12）（14）（19）（32）《三国志·蜀书·李严传》。
（13）《三国志·蜀书·李严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上尚书文。
（15）（33）《三国志·蜀书·李严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与李丰教》。
（16）《三国志·蜀书·马谡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
（17）《三国志·蜀书·向朗传》。
（20）《三国志·蜀书·李严传》裴松之注引习凿齿语。
（21）《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陈寿《评》。
（22）《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陈寿上晋武帝言。
（23）据《三国志·诸葛亮传》所附《诸葛乔传》，诸葛乔卒于建兴六年（公元228年），年二十五，故知其应生于公元204年。
（24）以上见《三国志·诸葛亮传》所附《诸葛乔传》。
（25）见《三国志·诸葛亮传》所附《诸葛瞻传》。
（26）《诸葛瞻传》裴松之注引干宝语。
（27）万历《襄阳府志》载：“（蒯）钦从祖（蒯）祺妇，即诸葛孔明之大姊也。”
（28）《三国志·蜀书·庞统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德公子山民，亦有令名，娶诸葛孔明小姊，为魏黄门吏部郎，早卒。子涣，字世文，晋太康中为牂牁太守。”
（29）参拙著《诸葛亮世家》第二章、第四章有关部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0）以上14字为《三国志·诸葛亮传》所无，兹据《北堂书钞》卷38补入。
（31）《北堂书钞》卷38。
（34）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
（35）见《汉书·食货志》。
（36）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7）《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裴松之注引王隐《蜀记》。
（38）见《晋书·食货志》。
（39）《三国志·诸葛亮传》。
（40）殷芸《小说》（鲁迅《古小说钩沉》辑本）。
（41）《鹤林玉露》乙编卷5。
（该文选自沂南县纪委编辑出版的《诸葛亮廉政思想考论》，作者单位：兰州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