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备受后世尊崇的名臣贤相。他生长在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乱世，幼失怙恃，迭遭困厄。孩提之际，即避难他乡，颠沛流离，寄寓荆州，耕读于隆中。由于他历经忧患，备尝艰辛，故深悉人民疾苦。这也就是他后来能够形成勤政廉政思想的重要原因。早在青年读书时期，他就胸怀大志，“自比于管仲、乐毅”，慨然有澄清寰宇、拯世济民之想。
如众所知，乐毅是战国时的军事家，管仲则是春秋时齐国的名相、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功业巍巍，见称于世。因而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 （《论语·宪问》）。诸葛亮早年自比于管乐，反映了他希望将来能够出将入相安邦定国的思想。而勤政廉政则是实现这一宏伟抱负的必然途径。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诸葛亮正是在这两方面都做得相当出色的一代名相。因此，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探析，不当之处，尚请专家学者多予指正为幸。
（二）勤政廉政思想的具体表现
第一、安定民生
在安邦定国的问题上，诸葛亮所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是很深的。因而怎样才能使人民安居乐业，就成为他勤政廉政思想中的一个首先考虑的问题。
1、以安民为本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历代有远见的政治家都懂得争取民心的重要性。这种思想也就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的民本思想。为了求得长治久安，儒家提出了仁政学说，诸葛亮对于民本思想的体会至为深刻。他很欣赏孟子所说的“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2）。也就是实行仁政之国去征伐暴虐无道之国，仁义之师自会受到处于水深火热状态之下的广大人民的欢迎，送粮送水犒劳慰问。因此，孔明于隆中初见刘备时就说：将军倘能占有荆、益，“内修政理”、以“大德”治世（3），使人民安居乐业，然后率师北伐，则“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
在争取民心方面，诸葛亮与刘备的观点是一致的。公元208年6月，刘备因曹操威逼向江南撤退时，追随而来的荆州百姓竟达十余万众。当曹操追兵将及之时，有人劝刘备急走以策安全，刘备答称：“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之？”（4）可见“以人（民）为本”乃是蜀汉建国的一项重要方针。
公元221年，刘备称帝，策诸葛亮为丞相，诏书中殷殷以“安民为念”，其中说：“思靖百姓，惧未能绥”，“丞相亮其悉朕意”（5），刘备与诸葛亮在政治思想上深相契合，其共同点之一就是“思靖百姓”，使人民安居乐业；其次，则是“助宣重光”（6），即兴复汉室统一天下。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孔明兢兢业业克尽厥职。对此，即使曹魏方面也承认：“诸葛亮善治国”（7），“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8）。他之所以赏识并重用蒋琬，就是因为“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9），即不搞表面文章，而能踏踏实实为百姓办好事、办实事。
诸葛亮的南征，从战略上看，固然是为了北伐曹魏时免除后顾之忧；可是从政治上看，则寄寓着“除患宁乱”以安百姓的深衷。他正式出师北伐就明确宣告了自己的拯救人民于危难之境的心情说：“普天之下，莫非汉民”，而“百姓困于豺狼之吻”，“皆亮之罪”（10）。凡此，俱强烈地表达了诸葛亮以天下事为己任，治国“以安民为本”的思想。
2、了解人民疾苦
“以安民为本”是诸葛亮修明内政的重要原则。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一要求呢？他所喜爱的《管子》一书为之提供了不少教益。《管子·牧民》云：“凡牧民者，必知其疾”。也就是说，安民应首先了解人民的疾苦，然后才能对症下药采取正确的措施。孔明说：“为政之道，务于多闻，是以听察采纳群下之言”。（11）所以，他向后主建议要“谘诹善道，察纳雅言”，其主旨即在于使下情上达，以便及时匡正阙漏。否则，“人有饥乏之变，则生乱逆”（12），将会使统治基础发生动摇。
3、“存恤”百姓
诸葛亮批评刘璋治理下的益州所存在的弊政是“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13）。所谓“存恤”，即慰问救济之意。当时蜀中豪强凭借权势，欺压良善。故诸葛亮修明法制，锄强扶弱；严肃政纪，黜退贪渎，在政治上采取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说：“治人犹如养苗，先去其秽”（14）此处所说的“秽”，即贪污渎职的官吏。史载诸葛亮“罚二十以上”的案件皆亲自披览，这样的工作作风可能有些越俎代庖，并使自己过度劳累，但其主旨则在减少冤狱，存恤百姓。同时，也为群下作出勤政的表率，要竭力关怀民瘼。诸葛亮在军政事务万分冗忙之际，还常到各地“虑囚”（即复审要案以防冤狱），其目的就是为了政清狱平，使民安其业。
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主要是农业，诸葛亮对此十分重视。他说：“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15）他重视水利建设，以求减少旱涝所造成的损失。所以，他非常关切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保护和维修。孔明还劝喻人民要丰歉互补，做到“丰年不奢，凶年不俭”，“秋有余粮，以给不足”，只有如此，才能达到“富国安家”（16）的目的。公元222年，刘备猇亭兵败之后，蜀汉元气大丧，诸葛亮乃提出“闭境劝农，育养民物”（17）的主张，以求安定民生，恢复国力。
第二、举贤任能
从历史上看，政治的良窳往往取决于能否任用贤能。唐代的政论家柳宗元说：“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18）所谓“理（治）安”，就是政治安定。这与诸葛亮的“亲贤远佞”的方针完全契合。在“进用贤良，退去贪懦”（19）方面，这也是诸葛亮所考虑的。
1、发现人才。
孔明在思想上把举用贤能提高到决定国家安危、人民祸福的高度来认识。他说：“若夫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也。”（20）然而如何才能发现贤能的人才？这就需要执政者通过各种途径虚心察访。诸葛亮说：“柱以直木为坚，辅以直士为贤。直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众下。”（21）贤才同佞臣的重要区别，就是贤才具备忠诚正直勤廉高尚的品质，而佞臣则是极尽奸诈虚伪、贪腐卑劣之能事。可是堪作栋梁之用的直木往往藏于幽林之中，具有辅国之才的直士则常常湮没于茫茫人海之内。因而要善于发现人才，善于选拔人才。
后主建兴二年（公元224年），诸葛亮开府治蜀，“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他“辟尚书郎蒋琬及广汉李邵、巴西马勋为掾，南阳宗预为主簿，皆德举也。秦宓为别驾、犍为五梁为功曹、梓潼杜微为主簿，皆州俊彦也。而江夏费祎、南郡董允、郭攸之为侍郎，赞扬日月”（22）。所选人才，皆当时蜀中英贤，甚得人望。《论语·为政》云：“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举贤授能，当是诸葛亮能够获得蜀民敬爱的重要原因之一。
孔明唯恐自己囿于见闻，以致野有遗才而不能得到识拔，遂“筑高台于成都以南，以延四方之士”（23）。他还鼓励群下推荐文武之才。在《称姚伷教》中表彰姚伷说：“忠益者莫大于进人，进人者各务其所尚”，希望群下都能以姚伷为榜样，积极推荐贤才，“以属其望”（24）。
2、用人唯贤
在用人的原则上，我国历史上很早就存在着“用人唯亲”与“用人唯贤”的两种不同方针。商汤王起用伊尹于有莘之野，周文王识拔吕尚于渭水之滨，这是千古传诵的美谈。事实上，刘玄德三顾诸葛亮于草庐之中，也是用人唯贤的典范事例。那么，孔明的择贤标准又是哪些内容？大体上说标准有三：
其一，就是“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例如刘巴于赤壁之战前，积极帮助曹操招纳长沙、零陵、桂阳三郡，直接与刘备、诸葛亮为敌；后来又到益州劝刘璋抵抗刘备，仇怨甚深。可是刘备甫定益州，诸葛亮即一再称赞刘巴的贤能，劝刘备予以重用。又如黄权曾劝刘璋抵制刘备入蜀，但在孔明的荐引下，仍然委以偏将军的要职。后来黄权与诸葛亮“推诚相信”，成为挚友（25）。
其二，经过实践考验，确有才能。诸葛亮为政是讲求治绩的。“虚伪不齿”，重视实干。如犍为武阳人杨洪原为李严手下功曹，后来诸葛亮发现他才识非凡，而且“清忠颖亮，忧公如家”（26），被提拔为蜀郡太守。杨洪的同乡杨戏，年二十余为小吏，“丞相亮深识之”，加以提拔，“职典刑狱，论法决狱，号为平当”（27）。又如将军向宠，曾参加刘备伐吴之役，“秭归之败，宠营特完’’，故得到刘备的嘉许。诸葛亮特向后主推荐向宠是“性行淑匀，晓畅军事”，建议军营之事，“悉以咨之”，定可胜任其职（28）。
其三，“志虑忠纯”。诸葛亮在用人方面对思想品质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具体言之，就是要“忠于汉室”，正直可靠，廉洁奉公。诸葛亮之所以选拔姜维，不仅由于他“敏于军事”，“深解兵意”，还因为他“心存汉室”，富有“胆义”（29）。
3、因才器使
诸葛亮说：“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30）所以他在用人时，能够量才录用器使其长。事实证明，蜀国能够保持清平的政局，与贤能各得其所有着密切的关系。屈原《离骚》云：“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意思是说，只有任用贤能，严肃法纪，才会使国家长治久安。然而选拔贤良，还要根据其才能大小授予相应的官职，方可充分发挥其作用。柳宗元说：“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否则，“生人之理乱不可知也”（31）。柳宗元是把用人是否得当，提高到国家的理（治）乱的高度来看待的。
史称诸葛亮“取人不限其方”（32），即不拘一格不抱成见来器使群才。董和、李严等本为刘璋旧属，吴懿、费观等则为刘璋姻亲，孔明“皆处以显任，尽其器能”（33）。他还注意从基层选拔人才，经过锻炼和考验予以提拔。韩非有言：“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34）。这自然是从历史上在选拔人才方面所长期积累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具有真知灼见之言。正是由于孔明能够不囿于门第族阀、不计较个人恩怨、不论资排辈来选录人才，“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35）
孔明的政治思想是儒法并重，在用人方面则是德才并举的。他说：“治国之道，举直错诸枉，其国乃安”（36）。把选拔人才是否恰当，看成是国家安危之所系，充分证明他对贤才的重视以及安排使用时的谨慎心情。而他这样做的目的，则是为了要使蜀汉成为政局清廉、各级官员勤奋从公的郅治之邦。
4、循名责实
“循名责实”，是诸葛亮勤政廉政思想的特点之一。他主张对各级官吏严加考察，“循名责实，虚伪不齿（37）”。没有考察就不可能奖善罚恶，明辨是非。因为客观事物总是不断变化的，一个人的思想也往往会受到各种影响而变化；再加上官职的大小不同、任务的轻重有异，各级官吏是否都能尽忠职守努力完成任务，这就需要经常不断地进行考察。至于如何考察，《韩非子·定法》篇讲得很清楚：“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即根据所担任的官职及必须完成的任务，进行审查。由于孔明的细心谨慎，故能“庶事精练，物理其本”；由于他的作风踏实，反对浮夸和弄虚作假，故能做到“循名责实”，各尽其职；由于他的公正廉明、严禁贪渎，遂使蜀汉境内“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38）。
诸葛亮强调循名责实，乃是他以法治国，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思想反映。当然，大小官员各有专司，职位也有高下之别，故所提要求亦有不同。如他在《作斧教》中提出“作部”官员“前后所作斧，都不可用”，“余乃知彼主者无意，宜收治之，非小事也。若临敌，败人军事矣”（39）。由于军器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军事的胜败，因而孔明下令将职司造斧的官员逮捕治罪。
诸葛亮对于自己的工作也同样按照“循名责实”的精神从严要求。他在《出师表》中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后来街亭败绩，尽管责任应由马谡来负，可是孔明从严律己，仍从“《春秋》责帅”的角度追究己责，请求自贬三等，“以督厥咎”（40）。
第三、廉洁奉公
稽诸史乘，诸葛亮的廉洁奉公思想和行动是很突出的。观其一生，以节俭为美德。他主张“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前一句是从修身方面要求自己清静养性，以达到清心寡欲的目的。后一句则是从日常生活中养成节俭的美德，不奢侈不浪费。《孟子·尽心下》：“养心莫善于寡欲”，显然孔明的节俭思想源于孟子。事实上，一个人做到“寡欲”，退则可以安贫乐道，视富贵如浮云；进则可以廉洁奉公，勤政爱民。诸葛亮的俭德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1、生活简朴
核诸典籍，先秦儒、墨、道、法诸家都有主张节俭之言，只是提法各有不同而已。韩非说：“孙叔敖相楚，栈车牝马，粝饼菜羹，枯鱼之膳，冬羔裘，夏葛衣”（41）。诸葛亮十分赞赏孙叔敖的节俭作风，特地发布“教令”说：“昔孙叔敖乘车三年，不知牝牡，称其贤也”（42）。措词与韩非所述略有不同，他主要是针对马的牝（雌）牡（雄）而发表看法，没有涉及衣食问题。大约是蜀地多山，骏马尤少，群下时有争马之事发生，故孔明为此而发布教令。自然，牝马不如牡马雄健，但牡马价昂，非一般人所能乘用。孙叔敖身居相国高位，“栈车牝马”从不计较，其节俭国用的思想是值得称道的。这里，孔明乃是以孙叔敖的事迹勖己励人，但这也是值得后人深思的一种廉洁作风。只有节俭才可以减轻人民的负担，节约国家的开支。
2、洁身自好
诸葛亮廉洁奉公，从不贪污受贿，这是古今所公认的。他说自己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馀饶（43）”。这一点田产，以他的地位及权力，揆之于三国时期的许多达官显宦以搜括民脂民膏增加私产为能事来说，就是相当廉洁和“不贪”的了（44）。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购置这一点产业的金钱还是来自刘备的赏赐。刘备入成都后，论功行赏曾赐给诸葛亮、关羽、张飞等功臣每人金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等，孔明以此赏赐购买田宅，安顿一家老小，自是无可厚非的。除此之外，他就“不自治生”，“以长尺寸”（45）。而且在此之后的赏赐，累计不下“百亿”之多（46），他不是封存于官府，就是分赏给有功的部属。他向刘禅剖白心迹说：“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馀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后来孔明谢世之后，“卒如其所言”（47），他的言行如一、洁身自好、严于律己的思想作风，一直为当时及后世所称道。
3、节俭治家
诸葛亮克己奉公，治家亦以节俭为宗旨。他《与李严书》云：“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馀，妾无副服。”（48）短短三语，表述了两个问题：一是说明自己受赐虽多，但没有作为私蓄；二是家人生活简朴，妻妾没有副服。清人张澍读到这则史料后，不禁深有感慨地说：“侯之妾乃无副服，其俭德可师矣。惜妾之姓不传。”（49）孔明之妻黄氏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其才德足以持家，使诸葛亮获得内助之力。但孔明有妾则鲜为人晓，更无姓名传世。论者或以孔明娶妾，未免是“盛德之累”。殊不知在整个封建社会均有纳妾习俗，而且受到法律保护。达官显贵、富商地主拥有三妻四妾者皆习以为常，甚至在1912年后的民国时期，人们仍视纳妾为固然，更不认为是道德有亏。因而在一千七八百年前的诸葛亮“有妾”一事，自是不可苛求的。因而，“妾无副服”不失为一种“俭德”的表现。
总之，廉洁与否关系到政治的良窳，进而影响到国势的兴衰隆替。稽诸史乘，大凡锐意图治的明君贤相，几乎都注意澄清吏治，倡行节约。因此，诸葛亮洁身自好廉洁奉公的思想作风，对于蜀国的政风自然会起到良好的作用。
第四、不搞特权
如前所述，诸葛亮青少年时期历经忧患苦难；隆中十年，还亲身参加农业劳动，这就使他具有平民的思想气质。后来跻登相位，仍然自称是“东方下士”、“一介布衣”、“误用于先帝（按：指刘备）”等等。所以，在他身上是没有什么特权思想的。
1、家教从严
诸葛亮于后主建兴五年（公元227年）三月，率领大军北驻汉中，屯于沔水北岸的阳平关、石马山一带。但是这一年，诸葛亮在汉中并没有立即出师，而是忙于训练士卒和屯积粮草，为北伐进行准备工作。这时原本富庶的汉中由于战乱一片荒残，大军粮食供应主要依靠从成都一带转运而来。因为路途险远，运输困难，诸葛亮命其嗣子诸葛乔也参加了这一艰苦的工作。孔明起初并无子嗣，后来过继其兄诸葛瑾的第二子诸葛乔为嗣，随大军来到汉中。诸葛亮与其兄瑾的信中说：“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50）由此可知，千里运粮任务之重。诸葛亮身为丞相、统帅，自己的儿子也与“诸将子弟”同习劳苦，这在封建时代来说确属是难能可贵之事。翌年，诸葛乔病逝，卒年二十五岁。至于死因，史籍无载。后世论者或谓系因“转运之勤，死于王事”（51）。但这件事至少说明，诸葛亮对于自己子弟的教育是严格的，从来不搞任何特权。
2、虚心求谏
诸葛亮身为统摄群僚秉持国钧的丞相，勋名德望，冠绝一时。但他却从无骄矜自得之态，文过饰非、以势凌人之心；相反，却能从国家大局的得失出发、勤政廉政的良善与否考虑，虚己正容，诚恳求谏。这种虚怀如谷平易近人且能主动听取批评意见的思想，在古代宰相这一级高官中是比较少见的。
由于诸葛亮任重事繁，担心有关军国大计的措施不能悉属正确。为此，他一再鼓励左右僚属能够随时指正自己的错误，以匡不逮。他“发教与群下”，希望大家“集众思、广众益”（52）。不久，他又“发教与群下”，表示自己对于忠言直论是虚心求谏的，并举例说：“前参事于幼宰（即董和），每言辄尽；后从事于伟度（即丞相府主簿胡济），数有谏止”（53），希望大家消除顾虑，多提意见以减少自己的错误。诸葛亮的这种谦逊踏实的工作作风，是值得称道的。他之所以会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廉洁贤能的政治家，这也是因素之一。
3、以身作则
诸葛亮的工作责任感是极强的，为了减少差错，他有时甚至“自校簿书”（即官府中的各种文件簿册）。这种簿书的内容纷繁复杂，既有对上、对下以及平行的各种文书，也有涉及财务帐目的簿记和军需物资等项内容的簿册，自然是分工负责，各有专司。主簿杨顒（54）认为诸葛亮身为主持国政的丞相，应以国家的方针大计为首要任务，不能纠缠于琐细之事。因此，他进谏说：“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譬如一个家庭，或耕或炊，鸡、犬、牛、马也各有专职，大小事务方能井井有条。如果家主一旦将一切家务均揽归自己处理，则“劳其体力，为此碎务，形疲神困，终无一成。定其智之不如奴婢鸡狗哉？失为家主之法也。”（55）因此，汉宣帝时宰相丙吉，“不问横道死人，而忧牛喘”，丙吉认为处理“死人”问题是地方官的职务，而“牛喘”则牵涉到整个节令农事，是自己应负之责；汉文帝时的丞相陈平“不肯知钱谷之数”，他说“自有主者”，丙吉、陈平都能做到职责分明，“达于位分之体者也。”可是诸葛亮丞相“乃躬校簿书，流汗终日，不亦劳乎！”（56）孔明听后十分感动，后来杨颙病故，不禁哭了三天，诸葛亮的这种工作方法，有其认真负责尽心尽职的一面，然而事必躬亲，“流汗终日”，既使下属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又使自己过度劳瘁而损天年。他尽管真诚地接受了杨顒的批评，却未能完全改正，这当系与他的以身垂范的思想有关。有的论者认为这是诸葛亮喜欢“揽权”的表现。殊不知他身为相国，权已够大了，又何必揽此琐细卑微之权？
4、身后薄葬
两汉以来，达官富商在身殁之后，盛行厚葬，夸耀乡里，以矜富贵。东汉王符述其情况云：“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葬，或至金镂玉匣，檽梓楩楠，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务崇华侈”。（57）而远在西陲的益州亦然：“蜀土富实，时俗奢侈”，“婚姻葬送，倾家竭产”。（58）公元234年秋，诸葛亮身染沉疴，自知不起，乃以丞相之尊，叮嘱身后薄葬，并且指定要葬于汉中。根据诸葛亮的遗命，后主下令将他的遗体葬于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不须器物”。（59）为什么诸葛亮主张薄葬，不需要任何殉葬品？这实际上是他一生主张廉政、勤俭节约思想的具体表现，也是对当时崇尚厚葬陋俗的一种改革。诸葛亮遗命要“因山为坟”则连农田都不侵占，其俭德思想由此可见。
第五、以法治国
诸葛亮深知倡行勤政廉政，如果没有法律制度的严格监督，则贪污渎职，“作奸犯科”之人将难以受到制裁，而廉洁奉公勤恳负责之人，反而会湮没不彰，甚至受到排挤打击。因此，必须厉行法制赏功罚过，以树立严明公正的政风。为此，诸葛亮主张加强教化以法治国。
1、教刑并重，以教为先
诸葛亮虽然执法如山，但却反对不教而诛，十分重视教化。所谓教化，即政教风化，指通过宣传教育进行感化，以达到“美教化，移风俗”（59）的目的。如果仍然有人“作奸犯科”以身试法的话，那就要绳之以刑，“不从令者诛之”（60），决不宽贷。他明确指出为政之道应“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61）。易言之，刑罚只是在教化无效之后方才加以施行，这与《孟子·离娄》篇中所说的“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是一致的。
然而，如何才能使教令先行呢？孔明认为必须形成一种宣传教化的风气，“非法不言，非道不行”（62），即有悖于法令的话不说，触犯法制的事不做。此其一。同时，各级执法官吏必须以身作则，然后才能“正己教人”。孔子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63）。诸葛亮则据此进一步提出要求说：“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64）他是这样说的，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此其二。
诸葛亮的教法并重，也就是：先德后刑、宽猛相济，有法必行、违法必究。其结果就出现了政治清平，域内大治，“耕战有伍，刑法整齐”（65）的安定局面。东晋袁宏在评论诸葛亮的德、刑并用的治绩时说：“治国以礼，民无怨声，刑罚不滥，殁有馀泣。”（66）这的确是十分恰当和公允的评价。而所谓“殁有馀泣”，是指由于犯罪而被诸葛亮处罚的官员，如李严、廖立等人也因诸葛亮之逝而伤心流泪。
2、以信为本，赏罚分明
诸葛亮认为治国治军，都要“以大信为本。”信的内涵是诚实、不欺，这是儒家所提出的重要道德规范之一。《左传·僖公二十六年》中云：“信，国之宝也。”《论语·学而云》：“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所以“信”又包括两层意思：一层是说话算数，能够遵守诺言，实践成约，从而取得别人对自己的信任；另一层则是真挚诚恳，以诚信待人。诸葛亮所说的“大信”是包括上述两方面内容的。他说：如欲“制胜于天下”必须“用法明也”（67）。所谓“用法明”就包含了明法以示信和“言必信，行必果”的含意在内。
因此，凡事均需做到坚决执法“赏罚必信”（68）。诸葛亮主张赏罚分明，既不因人而异，也不以任何借口违背成言，以致失信于人。只有如此，才能人怀自励，奋勉向上，吏治澄清，人民乐业。
3、严格要求，恪守法纪
为了搞好勤政廉政，诸葛亮认为必须对各级官员提出严格的要求。因此，他又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以训厉臣子”（69）。其内容今虽不存，可是顾名思义，所谓“八务”，当系要求各级官吏于做好本职工作时必须完成的八项任务；至于“七戒”、“六恐”、“五惧”，显然是针对足以引起人们应戒、应恐、应惧的各种情况提出警告，譬如贪污受贿、敲诈勒索之类，以免违法罹罪。但是，当教化无效时，诸葛亮认为就必须“无党无偏”，依法究办。特别是坚持“刑不择贵”，（70）“诛罚不避亲戚”（71）的原则。通过法制本身的严肃性、公正性，来教育广大臣民。
第六“通货积财”
如所周知，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经济则是政治的基础。史载管仲治齐，“通货积财，国富兵强”（《史记·管仲列传》）。即通过国内外的自由贸易、货物交流，从而达到用赋税手段积累财富、民殷国强的目的。对此，诸葛亮是深谙于心的。如果不能富国强兵，他就不可能完成统一天下的政治任务。
他在经济上采取的主要措施是：l、长年维修“国之所资”的都江堰以确保农业的丰收，军需民食无虑匮乏。2、加强盐、铁生产的管理、运销。3、促进甲于天下丝绸产品的蜀锦的生产。蜀锦炫丽华美质地精良，由于它的销售能获厚利，所以就成为各地富商巨贾争相贩卖的抢手货。故诸葛亮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太平御览》卷815）。易言之，蜀锦的赋税收入业已成为北伐曹魏重兴汉室的重要军费来源。为此，他设立“锦官”来管理蜀锦的生产事宜。尤其重要的是，他极力提高生产技术，引进当时著名的机械工具改革家马钧所设计的新式绫机，使产量增加了四、五倍之多。为了确保蜀锦的外销，诸葛亮始终坚持对吴国的和好政策，这虽然是从政治上考虑的，但经济上要保持长江航道的畅通显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当时魏国就是蜀锦出口的一个大户。史载魏明帝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六月，日本有一女王遣使向魏国朝贡，明帝赏赐丰厚，其中最珍贵的就是八匹蜀锦了（见《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这是蜀锦传入日本的最早记载，也是中日两国二千年友谊史上的一段佳话。
同样，诸葛亮平定南中叛乱也有经济上的重要考虑。战后，他立即整修道路、修建客舍，以利商旅往来、货物运输。所以，蜀地许多特产可以源源不绝地由此南销，南中货物也可顺利北运。须要说明的是，人们往往只知道从汉代开始，有一条从长安出发，经西域远达欧洲的西方丝绸之路。却不清楚还有一条从成都出发，经今天云南、缅甸而达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史载西汉张骞通西域时，他在大宛国（今阿富汗境内），就见到“邛杖、蜀布，问所从来？”当地人回答说：“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即今印度），足见蜀地的产品邛杖、蜀布是从南路运出来的。所以，这条运输线的恢复关系蜀汉政府的财赋收入。陈寿说：南中平定之后，“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三国志·诸葛亮传》）。诸葛亮在《出师表》中也说：“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足见平定南中，重兴商道，蜀汉在经济上的收益之大。
由上可知，诸葛亮在勤政方面考虑之周密，措施之得力和“通货积财”的重要性，这也可以算是那个时代实行的一种开放政策吧！
总之，诸葛亮的勤政廉政思想，本文将之归纳为上述的六个方面，其主旨是以“安民”为根本，以勤劳任职、廉洁爱民为要务，以法令为制衡，以“通货积财”繁荣经济为依归，从而达到民富国强的目的。其自律也严，其意志也坚，其影响也自然十分巨大和深远。
（三）结语
综上所述，诸葛亮的勤政廉政思想在其早年干戈扰攘神州鼎沸的动乱之时即已产生，隆中十年耕读则是其人生观和政治理想趋于成熟的时期。他后来能够成为一代贤相，规制宏远，蜀国大治，其勤政廉政思想的贯彻实行，乃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例如吴国使臣张温入蜀，亲见各项政事无不井然有序，不禁深为叹服。后来返回吴国终因“称美蜀政”，受到吴主孙权的嫉恨。（72）而诸葛亮殁后四十年，黎庶追思，情见乎辞。陈寿向晋武帝司马炎分析其原因说：“其声教遗言，皆经世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也”（《进诸葛亮集表》）。（73）甚至到了唐代，时隔数百年，汉中及巴蜀之民，“歌道遗烈，庙而祭者如在”，（74）对于诸葛亮的敬爱怀念之情，仍然历久不衰。这在历史上是很少有人能够同他相比的。
如前所述，诸葛亮年青时代是以管仲、乐毅自比的。可是从其一生懋德伟绩来看，后世有不少人认为他师法前贤，却又超过了前贤。例如晋人李兴就说：“夷吾反坫，乐毅不终。奚比于尔，明哲守冲”（75）。这也就是说：管仲（夷吾）有奢侈浪费之失，乐毅有不能善始善终之嫌，这两个人怎么能够与明智淡泊的诸葛亮相比呢？
诸葛亮在修身进德方面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但道家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他说：“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集·诫子书》）这几句话的核心是一个“静”字。乍一看来，“俭以养德”一语似乎与“静”无关，但究其实，则关系密切。因为只有节俭始可清心寡欲，避免浪费。这就要求人们的内心世界始终保持宁静，不会为贪图丰厚的物质享受而分神劳力；一旦出仕，也不会因贪图钱财而搜刮民脂民膏。
关于节俭思想，老子阐述得很深刻。他说：“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76）”为了保护这三宝，老子又提出三去：“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77）何以非崇俭去奢不可？老子明确指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78）统治者不俭则奢，欲壑难填，对人民的过分剥削势必造成饥寒交迫的严重后果，最终引起人民的反抗。即使严刑镇压也无济于事，因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79）由哲学思想转入法治思想，老子的思想言论确实是精微玄妙的。因此，孔明提出了“俭以养德”的主张。就修身而言，不要刻意追求锦衣美食；就治国而言，则应约己爱民。然则，如何培养俭德乎？这就要求自己能在思想上保持宁静，在生活上甘于淡泊。如前所述，儒家也是重视节俭的，“一箪食一瓢饮”，不以为苦。《论语·述而》说：“奢则不孙，俭则固。”将奢与俭进行了对比，强调戒奢崇俭。韩非所说“静则少费”，亦为此意。事实很清楚，所谓“俭以养德”是建立在“静”的基础之上的美德。
这里必须指出，道家的主张清静无为，乃是一种消极遁世思想的反映。而诸葛亮从中汲取营养，则是为了更好地修身立命才为世用，这是其根本区别之所在。正因为如此，诸葛亮才能在许多方面进行改革，在经济上实行“通货积财”的开放政策，成为勤廉贤能的一代名相。
还应看到，由于诸葛亮将其勤政廉政思想付诸实践，从而对蜀国的政风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各级官员除勤勉供职外，多能洁身自好，恪守官箴。例如，吕义任绵竹县令时，即能廉洁奉公“隐恤百姓”，后入朝任尚书等高官，“历职内外，治身俭约，谦靖少言，为政简而不烦，号为清能”（80）。所谓“清能”就是能够勤政廉政的意思；刘巴担任尚书令等要职多年，“躬履清俭，不治产业”（81）；董和为地方官时，针对奢侈习俗，即能“躬率以俭，恶衣蔬食”，以身作则转变社会不良风气，后任职中枢要职“二十余年，死之日，家无儋石之财”
（82），如此廉洁，堪称罕见；尤其难得的是，诸葛亮一手培养、提拔的姜维，身当大任，“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敝薄，资财无馀，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饮食节制”、“清素节约自一时仪表也”（83）。赫赫上将，俭朴如此，可见诸葛亮的言传身教对他的影响之深。
正是在上述情况下，在三国时期最为弱小的蜀国，就出现了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内部团结、社会和谐的局面。陈寿在评论诸葛亮时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84）。可以说，这是对诸葛亮勤政廉政的最好概括与评价。
诸葛亮的时代，距离我们今天虽然已经1700多年了，但是其勤政廉政思想仍然闪耀着熠熠光彩，成为我国数千年来优秀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它的积极因素依然具有值得我们参考、借鉴之处。
注释：
（1）《书经·五子之歌》。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出版。
（2）《孟子·梁惠王》（下）。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出版。
（3）《答惜赦》，见《诸葛亮集·文集》卷二。
（4）《三国志·蜀志·先主传》。
（5）（6）《诸葛亮集·附录·策诸葛丞相诏》。
（7）（8）（9）贾诩、刘晔、蒋琬：分见《三国志·魏志》及《蜀志》各本传。
（10）《诸葛亮集·文集·谢贺者》。
（11）《诸葛亮集·文集·视听》。
（12）（14）（15）（16）《诸葛亮集·文集·治人》。
（13）（59）《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17）《诸葛亮集·文集·与杜微书》。
（18）《封建论》，《柳宗元集》卷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亦称《柳河东集》），下同。
（19）《诸葛亮集·文集·考黜》。
（20）（21）（30）（31）《诸葛亮集·文集·举措》。
（22）《华阳国志·刘后主传》，《华阳国志》，成都巴蜀出版社1984年版。
（23）（32）（33）《诸葛亮集·故事·用人篇》。
（24）（27）《三国志·蜀志·杨戏传》裴注。
（25）《三国志·蜀志·黄权传》裴注引《汉魏春秋》。
（26）（35）《三国志·蜀志·杨洪传》。
（28）《三国志·蜀志·向朗传》。
（29）《三国志·蜀志·姜维传》。
（34）《韩非子·显学》，中华书局1960年版，下同。
（36）《诸葛亮集·文集·举措》。
（37）（38）陈寿：《诸葛丞相评》，《诸葛亮集·附录》卷二。
（39）《太平御览》卷三七三。中华书局1960，版（北宋李叻等辑）。
（40）《街亭自贬疏》，《诸葛亮集·文集》。
（41）《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栈车，古代用竹制之车。
（42）《艺文类聚》卷九三。中华书局1959年版。
（43）《自表后主》，见严可均辑《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61年版。
（44）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45）《北堂书钞》卷三八，南海孔氏堂重刻本，唐虞世南辑。
（46）（47）《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裴注。
（48）《北堂书钞》卷38。
（49）《诸葛亮集·故事》卷一。
（50）《诸葛亮集·文集·与兄瑾言子乔书》。
（51）卢弼：《三国志集解·蜀书·诸葛亮传》注引何焯语。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
（52）《与群下教》，见《诸葛亮集·文集》。按：教为文体之一，含有教令、教诲之意。
（53）《又与群下教》，见《诸葛亮集·文集》。
（54）主簿：官名。汉代中央及郡县官署均置此官，典领文书，办理日常公务。三国以后，渐为统兵开府大臣幕府中重要僚属，参与机要，总理府事。
（55）（56）《资治通鉴·魏纪二》文帝黄初四年。中华书局1956年出版，下同。
（57）《潜夫论》，见《后汉书·王符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
（58）《三国志·蜀志·董和传》。
（59）《诗经·周南·关睢序》1936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
（60）《诸葛亮集·文集·斩断》。
（61）（62）《诸葛亮集·文集·教令》。
（63）《论语·子路》。1936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
（64）《诸葛亮集·文集·答法正书》。
（65）袁宏：《三国名臣赞》，见《文选》卷四七。按：礼即德。
（66）《诸葛亮集·文集·谕参佐停更》。
（67）《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裴注引《魏氏春秋》。
（68）《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引。观《诸葛亮集·文集·整师》。
（69）《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裴注引《魏氏春秋》。
（70）《诸葛亮集·文集·将才》。
（71）《诸葛亮集·文集·赏罚》。
（72）《三国志·吴 志·张温传》。
（73）陈寿：《进诸葛亮集表》，见《诸葛亮集》。
（74）孙樵：《刻武候祠碑阴》，见《唐文粹》卷五五 （四）。商务印书馆出版《四部丛刊本》。
（75）李兴《祭诸葛丞相文》，见《诸葛亮集·附录》。
（76）（77）分见《老子》第67章、第29章。
（78）（79）分见《老子》第67章、第29章、第74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80）（81）（82）（83），分见《三国志·蜀志》各本传。
（84）《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末“陈寿评”。
（该文选自沂南县纪委编辑出版的《诸葛亮廉政思想考论》，作者单位：徐州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