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多年来，先祖诸葛亮伟大的人格力量和崇高的精神品质，尤其是他留传后世的《诫子书》，教育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裔孙们。明清两代，诸葛村就出进士、举人、各类贡生59人，正七品以上的官员就有23人。他们继承遗风，公而明察、廉而生威、严于自律、不受不污、甘守清贫，留下难得的官声和政绩，赢得了后人的景仰和赞颂。诸葛亮死后，从平民百姓到敌我政要、从三国到两晋南北朝史学家对他都极其崇敬，高度评价。老百姓歌颂他远远超过了周初百姓歌颂大贤周公、春秋郑国人歌颂大贤子产，可见诸葛亮无与伦比的贤能、极其高尚的品德多么深入黎民百姓之心。
一、内无余帛，外无赢财
诸葛亮的廉洁自律，在蜀国官吏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他在《又与李严书》中说：“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诸葛亮集》）他家里没有存款，妻子连像样的换洗衣服也没有。其清贫可见一斑。
《自表后主》是诸葛亮的一份家庭财产申报单：“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诸葛亮集》）。“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按照汉代和三国时期的官俸制度，这是一个很低的数字。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妻舅叫阴识，家有田七百余顷，比诸葛亮多出45倍。“子弟衣食，自有余饶”，当指诸葛亮的家人在黄氏带领下从事种植和蚕桑等农事活动，可保温饱无虞。至于自己的衣食起居，自然靠官俸维持。最值得注意的是“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这显然指俸禄之外，没有别的生计，不搞经营，也不依靠别的收入发财致富。“内无余帛，外无赢财”这是诸葛亮毕生追求和实践的清正廉洁的理想境界。其实，诸葛亮的合法收入应当是很高的。“受赐八十万斛”，这是俸禄，十升为一斗，五斗为一斛，这就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另外，据《三国志·蜀志·张飞传》载，刘备平益州（成都），赐关羽、张飞、诸葛亮等“金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刘禅继位后，“赐丞相亮金铁钺一具，曲盖一，前后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贲六十人”（《诸葛亮集》）。这是奖励，数额巨大。这些钱财到哪里去了呢？大约有两种可能：一是根本就没有接受；二是接受了以后上交国库，或奖励军士和其他有功人员。
二、正身养德，廉洁治国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吕氏春秋》中也有“凡事之本，必先正其身”，“正其身而天下治”的思想。出身于“明经”世家的诸葛亮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在他看来，“夫释己教人，是谓逆政，正己教人，是谓顺政，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一个国家没有正气，就可能亡国；一个民族没有正气，就可能灭族；一个家庭没有正气，就会损害家庭；一个单位没有正气，就会衰败。在这里诸葛亮把当官者的官德同社会的安定联系起来，认为“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也”，诸葛亮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时刻注意自身的政治形象，以榜样的力量来影响群下，从不使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有特殊于同僚和群下的地方。北伐中，诸官子弟皆随军运粮于深谷高山之中，诸葛亮嗣子诸葛乔虽然年轻，也同诸官子弟一样督兵奔忙在大军之中。北伐时街亭失守，亮恨己用人不当，上表自请贬官三等，并号召群下勤攻己阙，并认为“勤攻吾之阙”者是“忠虑于国”者。这是何等的胸怀，这同那些心胸狭窄者，讳疾忌医者，一贯正确论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躬自咎而薄责于人”的为官之道，西晋张辅评论说：“己有功则让于下，下有厥则躬自咎，见善则迁，纳谏谅则改，故声烈振於遐午也”。
淡泊宁静与清正廉洁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淡泊宁静是清正廉洁的前提，清正廉洁是淡泊宁静的政治上的表现。诸葛亮致学有所成，为政有所就，究其原因在于他致学淡泊宁静，为政清正廉洁。淡泊宁静作为致学之道，目的在于排除各种因素的干扰，以节约致学者的学习时间，提高学习成效；清正廉洁作为为政之道，目的在于排除各种因素的诱惑，以节约从政者的精力，提高从政者的行为能力。淡泊宁静是致学者的一种思想境界，清正廉洁则是从政者的一种行为准则，是从政者的政治信用，它是权力者具有感召力和号召力的基础。
一个国家昌盛与否，根本是个政治问题。政顺，则人和，人和，则国昌。政，顺不顺，人，和不和，决定于权力集团是否清正廉洁。三国时期，蜀国与魏国、吴国相比是最弱小的国家，尤其是在刘备去世以后，刘禅继位，刘禅是一个庸人，但在诸葛亮精心辅佐和谋略下，三国鼎立之局面达70年之久。一个弱小国家之所以能与虎视眈眈的两个大国强国相抗衡、相独立，全仗蜀国政顺人和。在蜀国内，由于诸葛亮清正廉洁的表率作用，君臣相互信任，大家都是兢兢业业为国家、为社稷而工作，很少勾心斗角，因此内耗内消很小。政顺，人和，国自昌。
清正廉洁，是一种政治信用，是为官者起码要有的政德。但为官者光有政治信用即政德还不行，还必须具备政治资本，也就是说为官者仅廉洁是不够的，还要有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即要有才。过去讲“妇女无才便是德”，这是旧社会的为妇之道。为官者要德才兼备，既要清正廉洁，又要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才能。德是发挥才能的必要条件，只有清正廉洁，为官者才能发挥自己的工作才能。历史上不乏有才无德的为官者，因不能自戒，都以身败名裂、一事无成而告终；也不乏有德无才的，但一生碌碌无为。在从政问题上，德与才是不能偏废的。就治国从政而言，无才之德不是德，无德之才不成才。
淡泊以致学，廉洁以治国。淡泊廉洁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智慧。一个境界不高、庸俗之人，为学为官都是不会淡泊廉洁的。一个人从政能否做到廉洁，取决于他从政的目的，目的不纯，就必然做不到清正廉洁。这也说明国家选人用人的重要性。历代朝廷都非常重视选贤举能，礼贤下士，因为人才是国家的栋梁，社会的财富，如果人才得不到正当使用或用错了人，必然造成国家的不安定，社会的不稳定。治国之道在于举贤。贤者，有德有才之人也。
诸葛亮年轻时未有儿子，过继其兄诸葛瑾之子“乔为嗣”。诸葛乔娶刘氏公主，“拜驸马都尉”。诸葛亮在《与兄瑾言子乔书》中说：“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诸葛亮集》）俭朴的生活，繁重的劳动，使嗣子诸葛乔未过而立之年便早早去世了。诸葛亮的亲生儿子诸葛瞻、诸葛怀出生后，亮也从不娇宠，而时刻牵挂他们的学习和成长。直到诸葛亮病逝五丈原军中的前夕，还写信给诸葛瑾：“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同时写下了流芳百世的《诫子书》。他在《诫子书》中告诫儿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学以广才，励精治性，珍惜光阴，务求“接世”。30年后，邓艾率魏军攻蜀，兵至绵竹，诸葛瞻拒不接受邓艾的高官诱降，英勇战死，时年37岁。其子诸葛尚一同战死，时年16岁。
三、荐贤举能，礼贤下士
人才是国家的栋梁，社会的财富，把有才者举荐出来，为社会效力，不仅是人民的愿望，更是当权者的职责。如果人才得不到正当的使用，或者根本不用必然造成社会不稳，国家不安。地处偏安一隅的诸葛亮更是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他说：“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故国之有辅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细，辅不可弱，柱细则害，辅弱则倾……夫柱以直为坚，辅以直为贤。直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众下”。（11）他一方面要求官员像柱子一样直，以忠为贤，另方面举贤时又不求全，坚决反对“为人择官”，主张“为官择人”。蒋琬是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刘备给了他个小职务，不能尽其所能，有情绪，面上的工作没有做好，刘备向他问罪，是诸葛亮慧眼识英雄，不仅救了他的命，而且给予重用，使之为国尽其才，成为蜀汉政权的中坚分子。
一般说来，古今有才者，大多有自己的个性。只要领导者能礼贤下士，不求全责备，无不如江水归大海一样投入统治者的怀抱。正如《吕氏春秋》所说：“虽骄之，而己愈礼之，士安得不归”。杜徽是三国时期的名士，诸葛亮入蜀后，请他出来做官，他坚辞不就，是诸葛亮礼贤下士三番二次地敬请感动了他，遂被拜为谏议大夫。还有一位叫五梁的名士以“儒学节操称”名于世，本不出仕，也是诸葛亮礼贤下士的作风感动了他，也被拜为谏议大夫，五官中郎将。（12）费祎在诸葛亮南征时还是一位小人物，因其“志虑忠纯”，深得诸葛亮器重。诸葛亮南征归来，百官在成都郊外数十里处迎接。为了表彰这位官虽小，但有才华的费祎，诸葛亮与之同车而归，令文武百官无不刮目相视。诸葛亮这种礼贤下士的作风，深得有识之士的理解和拥护，无怪荆襄名士和益州文人，大都来到他的周围，为他出谋划策。
四、廉政思想，影响后世
纵观诸葛亮的一生，他从隆中出山到遗命葬定军山的二十七年中，事先主，扶后主，为报“三顾之恩”，尽“托孤之忠”而全力辅佐蜀汉基业，南征北伐，呕心沥血，“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始终把勤政、廉洁作为立身之本，“先理身，后理人”，以达到“理身则人敬”（见《诸葛武侯集·治乱第十二》）的崇高境界。他在《诫子书》中要求子女们“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并指出“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在《诫外甥书》中，他又提出“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才能有所作为；他要求将士们“见利不贪，见美不淫”（见《将性篇·将志》），指出“高节可以厉俗”，用高风亮节来激励社会风气（见《将性篇·将德》），反对将士们“侈其衣服，异其冠带”（见《用人篇·逐恶》）。在用人、识人方面，诸葛亮指出：“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见《举措第七》）。同时，他提醒将士“夫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安”，若“克食于民，而人有饥乏之变，则生逆乱。唯劝农业，无夺其食；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如此，富国安家”。还要求“制之以财，用之以礼，丰年不奢，凶年不俭，素有积蓄，以储其后”（见《治人第六》）；他提示那些谋私贪利而抱侥幸心理的人说：“欲思其利，必虑其害，欲思其成，必虑其败”（见《思虑第十五》）；告诫将士们要明白“船漏则水入，囊穿则内空……墙坏屋倾，堤决水漾”（见《阴察第十六》）的道理，不要因私废公，损坏国家利益。在管理国家和军队实行勤政廉政的具体运作中，他制定了“示之以进退，故人知禁；诱之以仁义，故人知礼；重之以事非，故人知劝；决之以赏罚，故人知信”（见《治军·善将》）和“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见《治人第六》）的策略与“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见《答惜赦》）的原则。总之，当时的蜀国在诸葛亮的辅佐管理下，“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诸葛亮的勤政廉政思想影响了整个蜀汉一朝。如：录尚书事的费祎“雅性谦素，家无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见《三国志·费祎传》）；刘巴“躬履清俭，不治产业，’（见《三国志·刘巴传》）；姜维“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余，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见《三国志·姜维传》）；董和“躬率以俭，恶衣素食……死之日家无儋石之财”（见《三国志·董和传》）；邓芝“为大将军二十余年”，随身衣食也“悉仰于官”，生活俭朴，家无私产，妻子也“不免饥寒”，死时“家无余财，（见《三国志·邓芝传》）等等。蜀汉国的廉政之风在诸葛亮廉洁自律思想的教化影响下成为历史的典范，而诸葛亮廉政思想的哲理名言也成了后世治国、理家、做人的座右铭，被代代传颂。
从诸葛亮生前的勤政廉政到他死后的遗命薄葬，无不体现他崇高人品，他虽死犹生，让活着的人们去品评、领悟和借鉴。正因为如此，他死后，史学家陈寿为他立传时评论他“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力，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者虽仇必赏，犯法贻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称赞他是“识治之良才”（《见三国志·诸葛亮传》）。后人赞誉他是“将相师表”、“醇臣楷模”、“醇儒望众”、“坐言起行”、“移风来世”、“万人师表”（见郭清华《武侯墓祠匾联集注》）。就其薄葬而言，历代亦有不少文人学士感叹歌咏。如：吴天府《诸葛武侯·七古》诗云：“郦山穿穴亿万费，七十二冢滋疑忌，何如此冢卧空山，万岁千秋人洒泪”……等等，真可谓“高风亮节足千古，心碑历历祠墓前”。
诸葛亮的勤政、廉政思想，对蜀国官吏产生了积极的作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诸葛亮一生“勤于政事”的真实写照，也是历代统治阶级对诸葛亮集中推崇和赞扬的崇高品德。廉政勤政思想和作风就是这一品德所包涵的内容之一。诸葛亮廉政勤政思想的内涵十分丰富，但最值得今天人们敬仰和效仿的是他“身居高位”而“亲历亲为，率先垂范”的思想品质和工作作风。
（该文选自沂南县纪委编辑出版的《诸葛亮廉政思想考论》，作者单位：湖北省五峰采花文化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