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诸葛亮，治绩卓著，三国时代的刘晔曾评论说“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诸葛亮在其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形成的廉政思想对于我们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的思想借鉴意义和理论参考价值。
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诸葛亮廉政思想的灵魂所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人生追求的目标所在，也是历代仁人志士的人生理想，也是他们追求的至善目标，正如孟子所言，“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1）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实现这一人生追求的根本途径是走向仕途这一道路，即所谓“学而优而仕”。对于深受儒家传统熏陶的诸葛亮来说也是如此，因而他对于“经世天下”的深刻领悟自不待言。并把这一远大政治抱负转化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廉政作风。从某种意义上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思想境界其政治生涯的这幅人生画卷底色，也是其廉政思想的内核所在。在《答刘备托孤》中，他表白了自己在政治生涯中的人生追求，“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2）这是他的人生理想，更是他廉政思想和廉政实践的真实写照。为实现“兴复汉室”的雄心大志，他置个人安危利益于不顾，在其出山辅佐刘备、奏请刘备称帝建国、白帝城受命托孤、开府治蜀安定内部以及数次北伐曹魏的宦海生涯中，他始终以“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3）的忘我精神自励，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追求，成为诸葛亮廉政思想的“普照之光”，也成就了近乎完美的廉政实践。在第五次北伐曹魏的过程中，由于长期戎马劳累，国事繁剧心力交瘁，他的病势一天天严重而困顿于床蓐。但是，他仍抱着必胜的信念要殄灭敌寇而“兴复汉室”，从而把生命的最后一息献给了汉室未竟之大业，成就了令后人高山仰止的廉政实践。对于诸葛亮的廉政人生，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曾做出总结性的评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4）
诚然，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廉政实践具有历史局限性，其廉政思想也体现出维护封建传统的社会制约性。然而，我们对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廉政思想和廉政实践的评价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观之。因此，对于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终极目标的诸葛亮来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廉政思想转化为忠君的政治实践是其远大政治抱负的逻辑必然。因此，我们更应该透过历史的厚幕，探究诸葛亮廉政实践深处所内涵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核心价值观。他的这一思想内核，也应该是今天的领导干部所追求和向往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政治文明进程中，领导干部理应培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优良作风，这与毛泽东所说“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是一致的。在当前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强化为人民利益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生追求与廉政作风显得尤其重要与紧迫。改革开放以来，广大领导干部始终不渝地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人民利益为本，认真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兢兢业业地工作，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但也有一部分领导干部，由于受到市场经济负面因素和其它不良思想观念的影响，其执政理念偏离了我党的优良作风，偏离了“以人为本”的目标，其“工作的出发点不是更多地为群众办实事、谋实利，而往往是考虑个人的得失，热衷于上项目、铺摊子，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5）这些领导干部的执政思想是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理念的严重背离，这种执政理念虽然存在于一少部分领导干部身上，但其社会影响是极其严重的。对此，胡锦涛同志指出，“尽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明显成效，但腐败案件还是不断发生，特别是少数高级干部的腐败案件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6）解决这些问题虽然需要采取多种措施，但加强领导干部的官德修养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关键所在，正如胡锦涛同志强调的，“以思想道德教育为基础，加强党章和法纪教育，加强党员干部党性锻炼和思想道德修养，教育党员领导干部做道德表率，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严格要求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率先垂范，自觉做到为民、务实、清廉。”（7）为实现这一目标，学习借鉴中国传统廉政思想的合理因素是改善工作精神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学习借鉴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情操和道德品质。他认为，作为执政者“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8）以这样庸俗观念为政，是诸葛亮所不齿的，也是今天的领导干部应该拒斥的。否则，不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会严格背离人民公仆的服务宗旨，最终会极大损害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光辉形象，从而使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陷入某种合法性危机。
二、廉洁自律、爱民抚众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成就了诸葛亮廉洁自律、爱民抚众的政治实践。在经世中，他首先强调为政者的礼以正身，这一思想也是对中国传统廉政思想的继承。荀子说，“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9）这里的礼以正身，不仅是“正”被治者之身，更“正”为政者之身，这正如孔子所言，“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10）对于这一道理，诸葛亮有着深刻理解，并亲身践行之，要求下属与百姓们做到的，首先自己要做到。为此，他说，“教令之政，谓上为下教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上之所为，人之所瞻也。夫释己教人，是谓逆政，正己教人，是谓顺政。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11）结合长期的治军经验，他还强调，“夫为将之道，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食未熟，将不言饥；军火未燃，将不言寒；军幕未施，将不言困；夏不操扇，雨不张盖，与众同也。”（12）这既是他长期体悟的结晶，更是他一生廉政实践经历的理论总结。北伐曹魏的街亭一战中，马谡失守街亭。街亭之败，应由马谡负主要责任，但在诸葛亮看来，自己作为北伐主帅，也有用人不当之咎，因而自请处分，“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钺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13）正是由于诸葛亮的一心为国，坦荡无私，使其经世中能够坚持内外如一，铁面无私，从而使蜀汉上下，军中府中，秩序井然，皆思效命。
常言道，“严之深，爱之切”，在诸葛亮的廉政实践中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他不仅严格要求自我和属下，而且以一颗挚爱之心关心爱护属下与百姓。他说，作为将帅“勿以身贵而贱人，勿以独见而违众，勿恃功能而失忠信。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同寒暑，等劳逸，齐甘苦，均危患；如此，则士必尽死，敌必可亡。”（14）他虽然是从将帅修养的角度而言的，但这一思想具有普遍意义。也就是说，作为官吏，只有时刻关心被治者的切身利益，设身处地关注他们的现实生活状况，喜他们之所喜，悲他们之所悲，才能赢得他们的真心拥护，也最终实现自己的施政目标。在诸葛亮南征过程中，寄寓着“除患宁乱”以安百姓的初衷。在他数次北伐中，更是寄托着拯救人民于危险之境的心愿，“普天之下，莫非汉民。国家威力未举，使百姓困于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15）了解人民疾苦、救人民于危难之中是诸葛亮修明内政的终极目标。为此，他存恤百姓，竭力关怀民瘼，在其军政事务万分繁忙之际，还常到各地“虑囚”，其目的是政清狱平，使民众安其业。他重视关心农业生产，以求减少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他时常劝喻人民要丰歉互补，做到丰年不奢，凶年不俭，秋有余粮，以给不足。
学习借鉴诸葛亮公正廉明的作风，对于今天的廉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领导干部作风是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外在反映，是干部党性修养、政治品质、道德境界的具体表现。因此，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过程中，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是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大部分领导干部以振奋的精神和良好的风气，意气风发地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为建设幸福家园而努力奋斗，但也有一少部分领导干部，由于受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没有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在其作风上的表现，正如胡锦涛所指出，“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漠视群众。脱离实际，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虚报浮夸，铺张浪费、贪图享受，阳奉阴违、我行我素，独断专行、软弱涣散，以权谋私、骄奢淫逸，等等。”（16）这些官僚主义作风虽然存在于少数领导干部身上，但其消极影响决不可低估。这是因为领导干部的作风体现着党的宗旨，关系到党的形象。所以，其作风如何，对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能否公正廉明，能否做到顾全大局、令行禁止、心系群众、服务人民，关系人心向背。因此，在目前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必须大力强化领导干部的自律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对此，胡锦涛作出重要指示，每一个领导干部“要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各项规定，时刻警惕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防止手中的权力商品化、庸俗化，决不能把权力变成以权谋私的工具。”（17）为此，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加强党性修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政绩观，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另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的宏伟目标，对于领导干部的公仆意识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这是因为，我们的事业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在发展，这就更需要领导干部细心体察群众愿望和利益要求的变化，使其工作更好地体现群众的利益、服务群众的利益。在此社会发展情势下，强化领导干部的公仆意识、纯洁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显得尤其迫切。对此，胡锦涛同志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在思想感情上贴近人民群众，真正把人民群众当主人、当亲人、当老师，越是职务高越是要注意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越是要深入到基层和群众中去，了解实情、体察疾苦、汲取智慧、获得力量，做到同人民群众心连心”（18）。强化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与道德修养，除了深刻领悟贯彻科学发展观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精神实质外，学习借鉴中国传统的廉洁奉公思想也是不可忽视的。而诸葛亮公正廉明的思想则是中国传统官德中的一块瑰宝，他所强调的为政者要“养人如养己子。有难，则以身先之；有功，则以身后之；伤者，泣而抚之；死者，哀而葬之；饥者，舍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礼而禄之；勇者，赏而劝之”（19）的和军爱卒思想以及“先之以身，后之以人”（20）的律己作风，是值得我们今天的领导干部深思与追求的。
三、公正执法、知人善任
古人云，“非修礼义，廉耻不立。”作为智者，欲实现廉政之绩，必须秉公办事。作为一代名相的诸葛亮也深刻理解这一为政道理，可以说，公正执法是其廉政思想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中记载诸葛亮统武行师，“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他所领导的军队之所以具有严格的纪律、高昂的士气，原因之一在于他事无巨细，都能做到公正执法。公正执法的廉政实践首先在于他能够做到赏罚分明。他说，“赏罚之政，谓赏善罚恶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施，则勇士知其所死；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故赏不可虚施，罚不可妄加，赏虚施则劳臣怨，罚妄加则直士恨。”（21）也就是说，为政者要坚决依法办事，赏不遗远，法不阿贵，赏罚分明，决不受个人恩怨与私情的影响。在街亭之败中，对于自己的过失敢于面对，勇于承担责任，请求对自己予以黜贬。他含泪诛杀了爱将马谡，还处置了负有责任的名将张休、李盛，而对于表现突出的王平将军，则予以提升为参率，而可以说，这是他从严治军、赏罚必信廉政思想的生动再现。在这方面，他不仅首先从自身做起，而且也要求后主乃至所有官员都应该如此，“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22）正是他的身体力行及大力提倡，使得朝野上下形成了秉公而断的经世氛围。
知人善任的执政理念也是诸葛亮廉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始终把举用贤能提高到决定国家安危的高度来认识，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用人方略和人才理论。他说，“夫治国犹于治身，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是以养神求生，举贤求安。”（23）把举贤任能提高到国家安危的高度来看待，可见能否真正地知人善任是多么重要。如何做到知人善任、选贤任能？他认为，知人善任要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具体而言，“夫将材有九。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知其饥寒，察其劳苦，此之谓仁将。事无苟免，不为利挠，有死之荣，无生之辱，此之谓义将。贵而不骄，胜而不恃，贤而能下，刚而能忍，此之谓礼将。奇变莫测，动应多端，转祸为福，临危取胜，此之谓智将。进有厚赏，退有严刑，赏不逾时，刑不择贵，此之为信将。足轻戎马，气盖千夫，善固疆场，长于剑戟，此之谓步将。登高履险，驰射如飞，进则先行，退则后殿，此之谓骑将。气凌三军，志轻强虏，怯于小战，勇于大敌，此之谓猛将。见贤若不及，从柬如顺流，宽而能刚，勇而多计，此之谓大将。”（24）以此为标准，诸葛亮在成都南郊筑招贤台，广招天下仁人志士。他“辟尚书郎蒋琬及广汉李邵、巴西马勋为掾，南阳宗预为主簿，皆德举也。秦宓为别驾、犍为五梁为功曹、梓潼杜微为主簿，皆州俊彦也。而江夏费祎、南郡董允、郭攸之始为侍郎，赞扬日月”（25）。所选之才，皆为当时蜀中英贤。对于他而言，选贤任能以德才兼备为标准，不为个人恩怨与情感所影响。即使是仇怨甚深的对手，只要是贤才也照样重用；相反，纵使是自己的亲戚至友，如其是凡夫俗子也不能被提拔。例如，诸葛亮之所以选拔姜维，不仅由于他敏于军事，深解兵意，而且还在于他心存汉室、富有胆义。而对于那些对蜀汉心存二心的官僚，则坚决黜革。从很大程度上说，诸葛亮之所以能够受到蜀民的衷心拥护与敬爱，与他重贤任能、知人善任的廉政实践是分不开的。
学习借鉴诸葛亮的公正执法、知人善任的廉政思想及其政治实践，对于当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的廉政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确定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了全面部署，对反腐倡廉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全会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26）。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一些领导干部由于多种不良因素的影响，使其执政实践背离了以法治国、按原则办事的基本原则。有些领导干部“不虚心听取各方面意见，靠拍脑袋作决策；有的不注意发挥大家的作用，习惯于独往独来、包办代替；有的无视组织原则和程序，擅自决定重大事项，把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有的唯我独尊，作风霸道，搞‘一言堂’，甚至打击报复不同意见的同志。”（27）这些腐败现象，如同腐蚀剂，消磨了党的意志、瓦解了党的队伍，破坏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如果对这些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听之任之、坐视不管，他们就会更加变本加厉地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对于这些领导干部来说，除了建立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为遏制他们腐败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外，更要进一步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和法纪教育，增强领导干部反腐倡廉的自觉性和责任意识。在加强道德教育和法纪教育过程中，学习借鉴历史上“清官”的公正执法、知人善任的廉政思想及其廉政实践，对于提高领导干部勤政为民、廉洁从政的意识和修养是不可或缺的，而诸葛亮所提倡的公正执法、知人善任的思想，对于今天的领导干部无疑具有启迪意义。如果在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今天，领导干部还不能做到公正执法、知人善任，做不到诸葛亮所倡导的“以大信为本”的廉政主张以及选贤任能上“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原则，追思历史上廉政前贤的诸葛亮，作为后来者的我们应该感到汗颜！
注释：
（1）（9）（10）罗国杰编，《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58、335页。
（2）（3）（4）（8）（11）（12）（13）（14）（15）（19）
（20）（21）（22）（23）（24）王瑞功编，《诸葛亮研究集成》（上），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76、303、11、295、344、375—358、309、349—350、307、354、365、342、302、339、347—348页。
（5）《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10页。
（6）（26）《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22、591—592页。
（7）（16）（17）（18）（27）《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干部学习文件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256、268、281、276、280页。
（25）余明侠著，《诸葛亮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0页。
（该文选自沂南县纪委编辑出版的《诸葛亮廉政思想考论》，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