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诸葛亮生长于汉末乱世，耳闻目睹了腐朽混乱的东汉王朝需要革新。他从隆中出山辅佐刘备，开疆拓域，建立蜀汉政权。他一生勤于政事，忠于蜀汉，爱护百姓，体恤士卒，廉洁奉公，严于律己，为人师表。蜀汉政权在他的治理下，建构了一段和谐社会的美好历史，达到了清明治理的社会效果。诸葛亮治国理民的效果和个人德行风范，被历朝历代所推崇。诸葛亮勤政廉政的作为和修身养德的理念，已经溶于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的经济建设已经步入快车道，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综合国力大大加强。但是，还应看到，少数党员干部却沾染了腐朽生活方式，出现了一些腐败的行政作为，严重地阻碍了经济发展，危害着党和人民的利益。为了防腐反腐，遏制腐败蔓延，我们需要承继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从诸葛亮勤政廉政的作为中汲取精华，反腐倡廉，构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德之墙。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构建高速发展的和谐社会。
关键词:诸葛亮；勤政廉政；楷模；当代；反腐倡廉；借鉴
勤政廉政与疏慢腐败是两种不同的行政作为。这两种不同的作为，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是人们热议的话题。勤政廉政，是民众对执政者的期望，是社会进步的保障。勤政廉政会使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经济发展，人民祥和。疏慢腐败则对社会造成毁坏，使人民遭殃。是勤廉，还是腐败，这是行政执政应极其重视的问题。
1800年前的诸葛亮，为什么会受到历代的崇敬，又为什么要立为楷模而被世人学习呢？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翻阅历史，寻求勤廉的典范呢？这是时代的需要，是先进文化的传承，是民族兴旺发达的承继，又是我们党实事求是的开明举措。
诸葛亮，除了他对蜀汉政权的功绩之外，尚有人格、道德、品质等方面的垂范，其精髓就是勤政廉政，为当时的官员做出了表率。在他的理想追求和亲身率领下，蜀汉政权的行政作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蜀汉政权被称之为清明的治理，为后世所敬仰。清明的治理也是我们时代所需要的。本文讨论诸葛亮勤政廉政的作为与当今对勤廉的需求。
一、志存高远，鞠躬尽力
东汉中后期，政治黑暗，行政腐败。外戚与宦官权力之争愈演愈烈。地方豪强作恶一方，残害百姓。长期形成的地主庄园，疯狂地兼并土地，人民流离失所，民不聊生。至桓、灵世，社会上出现了“品覈公卿，裁量执政”（1）的“清议”运动。随之而来的对付清议的“党固”事件，更显现了汉末的腐败与不可救药。灵帝时，竟然出现了“西园卖官”的官方行为，从中央到地方，按品阶，论肥瘦，定价位。曹操的老子曹嵩就曾出一亿钱买了个太尉。
这种情况，就又加遽了官府盘剥百姓的力度，民不堪命。于是，在中平元年（184），爆发了黄巾农民大起义，这次起义虽然被镇压了，但却动摇了东汉王朝的根基。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一些豪强势力已发展为割据一方的军阀。此时，宦祸害民，朝政混乱。为除宦害，何进、袁绍私招董卓。董卓入京后，把持朝政，胡作非为，滥杀无辜，淫乱宫廷。造成军阀混战，洛阳残破，西京凋零，“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2）的景象。诸葛亮正是生长于这一乱世，耳闻目睹了这场前所未有的灾难。他出身于汉末普通官吏家庭，又经历了流离颠沛的少年生涯，看到了这混乱腐朽的社会需要革新。
诸葛亮的父亲曾为泰山郡丞，早亡。亮及姐弟随叔父诸葛玄去了江南，其叔父被军阀袁术委任为豫章太守，后丢官，依附刘表，不久也去世了。十六、七岁的诸葛亮隐居隆中，求学访贤，躬耕苦读，交游士林，待机而动，报效国家，欲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他隐居隆中十年，充分利用了这段宝贵的时间，潜心研究治国理民的途径与方法。他从历史人物中找到了自己的偶像，经常自比管、乐，希望能像春秋时代的管仲那样治理国家；也希望能像战国时的乐毅那样驰骋疆场，施展才华。对时政的关注使其终于在战火将焚炙荆州的前夜，找到了能够托身立世的刘备。
当207年刘备三访隆中时，诸葛亮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策”，合盘托出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建议刘备扬长避短，占据荆、益，建立政权，然后两路钳击中原，以达统一，恢复汉王朝的统治，也给自己实现理想抱负创造了条件。于是两人达成了共识，向着设定目标奋斗。
“隆中对策”中分两步走的计划，被刘备认可。但当具体实施方案尚未出台时，荆州就面临了硝烟。此刻，形势急剧变化，一面是曹操的大军压境；一面是荆州牧刘表的去世，使荆州内部发生了分化。接替刘表江山的小儿子刘琮，没有能力集合其兄刘琦和父辈刘备共同保守荆州，只有向曹操举手投降，曹操不战而得荆州。刘备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在当阳长坂大败于曹军后，该向何方？在此危难关头，诸葛亮出使东吴，自结孙吴，说服孙权共同抵抗几倍于荆、吴联军的曹操。赤壁一役，曹操败北，孙权巩固了江东，刘备趁机取得了荆州地面，诸葛亮也初步展示了胆识和才干，并且使刘备实现了“隆中对策”的第一个行动目标——取得荆州。为了巩固荆楚，诸葛亮被任命为军师中郎将，并督调三郡赋税。诸葛亮勤勤恳恳，保证了荆楚的经济运转与军需储备。
211年，刘备取蜀，留诸葛亮与关羽、张飞、赵云同守荆州。在刘备取蜀的紧要关头，内应张松受戮，军师庞统殒没。“诸葛亮与张飞、赵云等率众溯江分定郡县，与先主共围成都（3）。”当取下成都后，诸葛亮被任命为军师将军，协助刘备建立政权，管理机要。
刘备取下益州，建立了政权，与荆州连为一片，初步实现了“跨有荆、益（4）”，这是214年。但此时的益州并不完全，汉中尚在张鲁手中，刘备因为要建立和巩固蜀汉政权，故不能及时征战汉中。曹操却于215年捷足先登取下了汉中，设置守圉。218年，刘备发动攻取汉中的战役，当与曹军接战后，刘备感到兵力不足，“急书发兵”，诸葛亮征询杨洪，杨洪说：“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懝？（5）”如火如荼的汉中战役打得异常艰苦，刘备与曹军鏖战连年。诸葛亮一方面治理蜀汉，一方面保障了前线军事斗争的后勤供应。
221年刘备称帝，根据诸葛亮的才干让他担任丞相一职，对蜀汉国进行治理，223年刘备因征吴失败，老病不起，临终将蜀汉政权托孤于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诸葛亮垂泪表态：“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6）”
诸葛亮从刘备手中接过重任之时，是蜀汉政权最艰难的时候，是蜀汉政权由兴到将衰的转折时期。219年荆州丢失，222年夷陵覆军，223年和自己鱼水相依、共同创业的主心骨去了。这些年来，和自己同赞先主的谋臣（庞统、法正等）走了，刘备闯荡一生所纠集的文臣武将老的老，死的死，这一批批过去一起奋发图强的同事们，如今还有几许？既要辅佐懦弱的幼主，又要完成先帝的遗愿，还要南征北伐，这里面的艰辛是谁也说不清的。
225年，诸葛亮率众平定西南少数民族的叛乱，采纳了马谡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7）”的策略，取得了巨大成功，为蜀汉安定了后方，又多次派遣使臣对吴、蜀关系进行修复，消除了北伐的后顾之忧。227年诸葛亮给后主刘禅上《出师表》，率众驻汉中。此后，他在汉中发动了五次伐魏战争。第一次出师，首先赢得了“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8）”的大好开局。随后，在与魏将张郃对阵时，由于遣将错误，蜀军损失惨重，并丢失了街亭，不得不退回汉中。第五次出师，将星陨落，北风萧萧。从207年“遂许先帝以驱驰（9）”至234年五丈原前线呕血，践行了他集将相于一身的管、乐之志和“报先帝，而忠陛下（10）”的夙愿，做到了“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11）”和“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12）。
二、勤政廉政，千秋楷模
诸葛亮自隆中出山以后的作为，分为两个重要时段。第一时段是辅助刘备建立政权。首先，他以敏锐的洞察力确信荆、益二州能归刘氏所有，他认为“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13）”他认为人的因素胜于环境因素，只要有坚定的信念，抓住机遇，谋划正确，行为得当，就能成就事业。在纷繁杂乱的军阀混战的情况下，协助刘备首先占据了荆州这块膏腴之地。211年，刘备取蜀，留诸葛亮与关羽、张飞、赵云同守荆州，是因为荆州是根本，是命脉，是取益州的后勤供给与兵员补充的总后方，是万万不能断送的。又因关、张、赵是武将，诸葛亮又担负着军师之职和协调诸将的责任。但当刘备取蜀遇到困难时，诸葛亮率张飞、赵云疾驰益州。刘备取汉中，诸葛亮坐镇成都，“足食足兵”（14），保障了前线军事斗争的后勤供应。刘备称帝后，诸葛亮任丞相，处理军国要政。
第二时段是刘备去世以后，至秋风五丈原的十二年间，诸葛亮掌握着蜀汉的军政大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15）。也是诸葛亮独立发挥其人谋作用的机遇，更是他位高权重之时。是以权压人，贪图享乐；还是励精图治，开拓进取；诸葛亮选择了后者。因其青年时的立志，不是为了作官，而是为了治国理民。为什么他要择主而出山，为什么他要选择刘备，是因为刘备有“欲信大义于天下”（16）的理想追求，有折而不挠的奋斗精神。诸葛亮与刘备的结合，是一种大义相逢，是时代的一种需求。诸葛亮与刘备的结合，实现了“隆中对策”中的“跨有荆、益”，与曹魏和孙吴形成了天下三分而据其一的盖世功业。而荆州的丢失、夷陵之败、刘备崩殂则对蜀汉政权是致命打击。如何巩固蜀汉，治理蜀汉，连吴抗曹，是诸葛亮执政后夙夜忧叹和操劳的第一要务。
诸葛亮是蜀汉的高官，是从一个布衣，以其智、其谋、其识、其勤、其廉，一步一步走向人生巅峰的。虽功高而不震主，虽官显而不骄豪。以身作则，谨慎从事。集思广益，察纳雅言。“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17）。他了解民情，执法公允，抑制豪强，按公理办事，身教言行，律己宽人。法正是一恩怨分明的人，而又有不可一世的作风。有人反映“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18）。诸葛亮则以法正的能力和忠勇等给予解释，法正知道此事后，有所收敛，更加敬重诸葛亮。“诸葛亮与正，虽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亮每奇正知术”（19）。这就是说，法正身上的闪光面，诸葛亮是肯定的。以至于刘备败于夷陵，诸葛亮叹息说：“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20）。
诸葛亮在第一次北伐失利后，“戮謖以谢众”（21），却主动承担了用将无方的责任，“请自贬三等，以督阙咎”（22），还让别人经常指出自己的缺失，勤谨诫勉。对于那些私欲得不到满足而企图颠覆蜀汉政权的极端分子，则实行坚决镇压，如彭羕。对于那些犯过严重错误的人，则尽量给予改正的机会，如李严、廖立等。宽严有度，执政公允，取信于官民。诸葛亮对自己要求甚严，要求家人澹泊明志，宁静致远。并主动申报家产，以求公开透明，受社会监督，他给后主上表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23）。
诸葛亮是蜀汉政权中期的第一高官，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影响着政府形象，影响着后来人的作为，如蒋琬，谦虚谨慎，律己宽人，大智若愚，以德服人。“琬出类拔萃，处群僚之右，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守举止，有如平日”（24），督农杨敏毁誉琬：“做事愦愦，诚不如前人”，有人告诉蒋琬，让治其罪，蒋琬说：“吾實不如前人”，“苟其不如，则事不当理，事不当理，则愦愦矣”（25）。后来，杨敏犯事下狱，有人认为其必死，蒋琬却赦免了他的重罪。
蜀汉后期的姜维，也是受诸葛亮影响最深的人。“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26）。他不但继诸葛亮五次北伐未果的志向而九伐中原，而且“姜伯约据上将之任，处群僚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乐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27）。
诸葛亮的智慧、作为、人品、治国方略、理民之干和军事才华构成了这个时代伟人的真身，在当时就受到了敌我友各方的肯定。司马懿赞叹说：“天下奇才也！（28）”钟会伐蜀，“至汉川，祭亮之庙，令军士不得于亮墓所左右刍牧樵采”（29）。陈寿受晋朝廷委托“定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30）。其后，历朝历代都把诸葛亮作为智慧的化身，精神的楷模，以至于《三国演义》更是把诸葛亮作为一个超级完人来塑造。他励精图治，清正廉明，洁身自好，忠君、爱国、为民。中华民族优秀的东西，在他身上都能找到许多事例，他的风范被当作民族精神而一代一代被传承。
三、盖棺论定，万世流芳
诸葛亮从隆中出山至病逝于祁山五丈原军中。忧国恤民，忠勤于刘蜀。起思安，居思危，夙夜操劳27载，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刘蜀事业，他的智慧、才干、能力、品格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社会。临终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殓以时服，不须器物”（31）。这种安葬方式是一个平民、一个布衣人的要求。他一生克勤克俭，他不愿为了私利而消耗蜀汉的物力、财力。他的伟大，就在于不搞特殊化，不把自己看作官老爷，对于军士违法，二十军棍以上之刑都要亲自过问。他的勤廉是要实现一种公平，实现社会和谐。因此，他被公认为时代伟人。
奇怪的是，当代有个别“文化明星”散布：“有人说，伟大的人物都是孤独的。我相信，诸葛亮也如此”（32）。这对伟人是一种猥亵，伟大的人物怎么就是“孤独”的呢？凡伟大人物都是来自于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智慧、能力、才干都离不开人民大众的支持（如毛泽东、周恩来等），他们代表着人民大众的意愿。他们之所以伟大，就是他们具有从人民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平民作风，能和广大民众打成一片，他们与民众心相连，声相应。他们不居功自傲，不高高在上。他们把民众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他们为人民的幸福而努力奉献。他们能够凝聚民心，向设定目标奋斗，这样的人与民众是鱼水相依的关系，而不是个别“文化明星”认为的“孤独”。所谓“孤独”的人，是那些自命不凡，藐视大众，高高在上，企图鹤立鸡群，这样的人不是伟人。
诸葛亮是伟人，是伟人就不会孤独。陈寿说：“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然其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33）。这说明诸葛亮在世时不孤独。诸葛亮去世后也不孤独，“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私祭之于道陌上。（34）”“景耀六年春，诏为亮立庙于沔阳，秋，魏镇西将军钟会征蜀，至汉川，祭亮之庙，令军士不得于亮墓所左右刍牧樵採。（35）”百姓私祭，官方立庙，蜀人尊崇，魏人景仰，这说明什么？说明诸葛亮是被敌我双方，官民公认的时代伟人。自晋以来，诸葛亮的事迹，诸葛亮的形象越来越深入人心，甚至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样的人孤独吗？
“孤独”的人，是那些自命不凡，高高在上，藐视大众，企图鹤立鸡群，想当“伟人”，却又脱离民众，利欲熏心，这样的人怎么不“孤独”呢？
“定军山前寒食路，至今人祀丞相墓”（36）。诸葛亮为什么要选择汉中为其安息地呢？这是一个颇费心思的问题。在蜀汉国存在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怎样来理解这个看似简单，实有内涵的问题，确为其难。除了人们常说的“死犹护蜀”外，还应客观地、历史地、辩证看待这位先哲的抉择。
诸葛亮为了实现“报先帝，而忠陛下”的夙愿，他生命的最后八年是在汉中和北伐前沿度过的，他在汉中发动了五次伐魏战争。蜀汉政权以大汉王朝的继承者自居，大汉王朝由此而兴，蜀汉政权的存亡与这里关系攸深，“此地始终关大汉 ”（37），也是强调了汉中的历史战略位置。
汉中既是蜀汉北伐的前沿基地，又是蜀汉政权的保障营垒。经营汉中是蜀汉政权得以巩固的基础，建设汉中，保卫汉中，以汉中为家并安息汉中是其心愿，也是对蜀汉政权的忠心回报，告诫后人，强调了汉中之于蜀汉政权的重要性。
以汉中为根据地，多方经营，休士劝农，军垦军屯，发展生产，养精蓄锐，损益连弩，推演阵法，造木牛流马，设围守，筑汉、乐城，教兵演武，整肃行阵，驻汉八年来的心血倾注，成果展示，与汉中感情基础深厚，也是葬汉中的重要原因。
高风亮节，清澈见底，寓意深长。饮马河、洛之志，军山汉水之情，无不显宗臣之心，亮宰相之意。
人们常说“盖棺论定”，对重要人物的评价与历史定位，要衡量他的一生作为。诸葛亮的生命是短暂的，但他留给后人的东西却是无穷的。为官清廉，忠心耿耿而为醇臣楷模；爱护百姓，体恤士卒而受人民敬仰。竭臣忠，尽人谋，继绝兴微，抗衡上国；摄一国之政而无骄豪之心，诸事亲躬；“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理，科教严明，赏罚必信”（38）；法不恕己，为人师表。
陈寿评价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39）”蜀汉国在他的治理下，达到了“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40）。这种治理模式应是历朝历代所借鉴的，这种风化社会也是人们所期盼的。
四、清正廉明，当代要求
反腐倡廉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光荣传统。党的宗旨是要为人民大众谋幸福，这就规定了我们党必须反对腐败，保持勤政廉政的作风。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不同时势制定不同的政策和策略，使我们的事业逐步达到兴旺发达。从艰苦创业到经济发展，从发展经济到人民大众共享发展成果，是人民大众的愿望，也符合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
建国六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党领导下的政府是有能力把人民引向富裕之路的。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来，国家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经济建设日新月异，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极大改善，社会事务不断发展，国力迅猛增长，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尽管如此，我们的社会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求尚待满足，这就需要科学发展，强势发展，始终把发展摆放在第一要务上，发展是硬道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与发展不协调的因素，在这些不协调因素中，疏慢腐败则是最突出的一个问题。
在社会经济强势发展的同时，一些党员干部经不起腐朽生活方式的诱惑，他们不作为，乱作为，胡作非为。侵吞国有财富，挥霍公家财物，贪污受贿，中饱私囊。拉关系，走后门，谋私利。跑官要官，卖官买官。操控建设项目，从中牟利。圈钱圈地，鱼肉百姓。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明敲暗索，坑民害民。赌博、嫖娼、包二奶，……甚至于还有勾结黑恶势力，称霸一方，残害百姓的行径。这些现象，媒体时有曝光，一些大案要案触目惊心。这些腐败行为严重地阻碍着我们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进程，严重地腐蚀着我们党的肌体，破坏我们党的形象，损害社会风气，败坏民族道德。这是我们党和人民所不能容忍的，也是我们党和政府应当花大力气来着力解决的问题。
腐败和反腐败，这是一对矛盾，它们相克相生。如何遏制腐败，不使腐败蔓延，这是反腐败斗争的责任。怎样有效地防腐、反腐？这就要求从腐败源头抓起，找到滋生腐败的根由。腐败是经济发展的衍生物，也是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经济结构的不尽合理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导致腐败蔓延的重要原因，而生产力的发展与道德水准的跟进程度的不足是其深层次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关系要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革。生产关系是上层建筑，它不但包括政治、体制、法律、监督机制等体系，还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发展生产力的政治前提。民主与法制建设，内部监管机制是防腐反腐的法律保障体系。而意识形态方面的道德水准的高下则是防腐反腐的内在动力。
行为反映思想，思想支配行动，这是辩证关系。从延安精神到两个务必、三个代表、四项基本原则、八荣八耻，再到科学发展观，都包含着防腐反腐的核心内容。而八荣八耻则具体化地规定了我们应遵守的道德准则。
党风影响官风，官风影响政风。是腐败行政，还是清正廉明，民众是有鉴别力的，百姓期盼廉洁的政府，期盼清明的官员，而对少数腐败分子则深恶痛绝。像陈希同、成克杰、陈良宇之流，他们位高权重，滥施淫威，胡作非为，腐化堕落。败坏了党风政风，丧失了基本道德。揭露他们，清算他们，将他们绳之以法，体现了我们党惩治腐败的能力和决心，也反映了民众的心声。这是党之幸甚，国之幸甚，民之幸甚。但从另一个方面则反映出腐败行政有渐向高端渗透的趋势，这是很值得警惕的。
腐败是我们党的大敌，国家的大敌，人民的大敌，民族复兴的大敌。健全制度，加强监管，以至于运用法律手段，这是外在的防腐反腐措施，是应当必须加强的。而防腐的根本动力则在于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水准。以人为本，积德行善。只有全民族道德水准能够跟进生产力发展水平，并且以一个科学的标准来衡量，时时防微杜渐，明荣辱，知廉耻。这样，我们的各项事业就会得到长足的发展。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铸就了民族优良的道德观念。这些道德观念在三国蜀汉丞相诸葛亮身上厚重地表现了出来，已经形成了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他励精图治，清正廉明，严于律己，克己奉公，勤于政事，光明磊落，无私奉献，明法施度，忠君、爱国、为民，尽忠竭力，继往开来，建构了蜀汉一段和谐社会，达到了清明治理的社会效果。我们今天要学习诸葛亮勤政廉政的作风，就是要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传统和先进文化。尽管我们与过去时代的任务不同，但是诸葛亮勤政廉政的作为和我们时代的精神要求是一致的，和我们要建立的文明道德的自律意识是一致的。整合古人留下的高尚德行，结合实际，构筑我们民族复兴的道德之墙，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不能仅仅仰望、叹息诸葛亮的作为和人品，而应当切实把其作为一面镜子，时时检查我们的言行，把学习、实践他高风亮节的作为落到实处，体现我们传承先进文化的真谛，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规范我们政府的行政行为，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为指导，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使社会真正达到发展的和谐，和谐地发展。这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会是光明一片的。
注释：
（1）《后汉书·党固列传·序》
（2）曹操诗《蒿里行》
（3）、（4）、（6）、（8）、（9）、（10）、（11）、（12）、（13）、（14）、（15）、（16）、（17）、（21）、（22）、（23）、（28）、（29）、（30）、（31）、（33）、（34）、（35）、（38）、（39）、（40）《三国志·诸葛亮传》
（5）《三国志·杨洪传》
（7）《三国志·马谡传》
（18）、（19）、（20）《三国志·法正传》
（24）、（25）《三国志·蒋琬传》
（26）、（27）《三国志·姜维传》
（32）《品三国》（下），第272页
（36）陆游诗，见谭良啸《历代咏赞诸葛亮诗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第一版
（37）陕西勉县武侯祠戟门砖雕对联
（41）《陕西日报》2006年9月13日第五版
(该文选自沂南县纪委编辑出版的《诸葛亮廉政思想考论》，作者单位：陕西省勉县武侯祠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