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诸葛亮生前官至蜀汉丞相，封武乡侯，领益州牧，“白帝城托孤”之后，又全权辅佐后主刘禅，被后主尊为“相父”，摄一国之政事，行邦域之大权，权重威高，堪称一人之下之至尊，然而他一生清廉，两袖清风，与当时盛行的浮耀之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成为后世品评感叹的话题。他不愧是“为人师表”的楷模。重温他的“勤政”、“廉政”思想，研究其表现、成因以及对蜀汉政权的影响，对于我们今天反腐倡廉不无裨益。
关键词：诸葛亮、勤政、廉政
一本《三国演义》将那段特殊的历史年代演绎得出神入化，令无数人拜倒在那些风云人物的脚下，为他们的雄才伟略，叱咤风云的气魄唏嘘不已。尤其是其中核心人物之一诸葛亮，他的智慧、才能和品德足以让后世受益匪浅。根据《三国志》等有关史籍记载，诸葛亮在躬耕和治理蜀国时期，不仅勤于政事，而且不受、不污，廉洁自律。
第一、安定民生
1、安民为本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自古有远见的政治家都懂得争取民心的重要性。这种思想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为了求得长治久安，儒家提出了仁政学说，诸葛亮对于民本思想的体会是至为深刻的。他很欣赏孟子所说的“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1）。意思是实行仁政之国去征伐暴虐无道之国，仁义之师自会受到处于水深火热状态之下的广大人民的欢迎，送粮送水犒劳慰问。因此，孔明于隆中初见刘备时就说：将军倘能占有荆、益，“内修政理”、以“大德”治世，使人民安居乐业，然后率师北伐，则“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后来出师北伐曹魏，他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王者之兵，有征无战”。（2）即仁义之师可以所向披靡，不战而胜。
2、“存恤”百姓
诸葛亮批评刘璋治理下的益州所存在的弊政是“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3）。当时蜀中豪强凭借权势，欺压良善。故诸葛亮修明法制，锄强扶弱；严肃政纪，黜退贪渎。他说：“治人犹如养苗，先去其秽”（4）。史载诸葛亮“罚二十以上”的案件皆亲自披览，这样的工作作风有越俎代庖之嫌，并使自己过于操劳，但其主旨则在减少冤狱，存恤百姓。同时，也为群下作出表率，要竭力关怀民瘼。诸葛亮在军政事务万分冗忙之际，还常到各地“虑囚”，其目的也是为了政清狱平，使民安其业。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农业，诸葛亮对此十分重视。他说：“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5）他重视水利建设，以求减少旱涝所造成的损失。所以，他非常关切对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保护和维修。孔明还劝喻人民要丰歉互补，做到“丰年不奢，凶年不俭”，“秋有余粮，以给不足”，只有如此，才能达到富国安家”的目的。
第二、举贤任能
1、发现人才
孔明在思想上把举用贤能提高到决定国家安危、人民祸福的高度来认识。他说：“若夫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也”。（6）这是因为“治国犹如治身，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是以养神治身，举贤求安”（7）。他把治国求贤，同养神摄生联系在一起进行类比，生动地说明举贤任能的重要性。诸葛亮说：“柱以直木为坚，辅以直士为贤。直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众下。”（8）贤才同佞臣的重要区别，就是贤才具备正直公正的品质，而佞臣则是极尽奸诈虚伪之能事。可是，堪作栋梁之用的直木往往藏于幽林之中，具有辅国之才的直士则常常湮没于茫茫人海之内。因而要善于发现人才，善于选拔人才。后主建兴二年，诸葛亮开府治蜀，“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他“辟尚书郎蒋琬及广汉李邵、巴西马勋为掾，南阳宗预为主簿，皆德举也。秦宓为别驾、犍为五梁为功曹、梓潼杜微为主簿，皆州俊彦也。而江夏费、南郡董允、郭攸之为侍郎，赞扬日月”（9）。所选人才，皆当时蜀中英贤，甚得人望。《论语·为政》云：“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举贤授能，是诸葛亮能够获得蜀民敬爱的重要原因之一。孔明唯恐自己囿于见闻，以致野有遗才而不能得到识拔，遂“筑高台于成都以南，以延四方之士”（10）
2、用人唯贤
在用人的原则上，我国历史上很早就存在着“用人唯亲”与“用人唯贤”的两种不同方针。商汤王起用伊尹于有莘之野，周文王识拔吕尚于渭水之滨，这是千古传诵的美谈。而孔明的择贤标准大体上有三：其一，就是“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如刘巴于赤壁之战前后，积极帮助曹操招纳长沙、零陵、桂阳三郡，直接与刘备为敌；后来又到益州劝刘璋抵抗刘备，仇怨甚深。可是刘备甫定益州，诸葛亮即一再称赞刘巴的贤能，劝刘备予以重用。又如黄权曾劝刘璋抵制刘备入蜀，在孔明的荐引下，仍然委以偏将军的要职。后来黄权与诸葛亮“推诚相信”，成为挚友（11）。其二，经过实践考验，确有才能。诸葛亮为政是讲求治绩的。“虚伪不齿”，重视实干。如杨洪原为李严手下功曹，后来诸葛亮发现他才识非凡，而且“清忠颖亮，忧公如家”（12），被提拔为蜀郡太守。杨洪的同乡杨戏，年二十余为小吏，“丞相亮深识之”，加以提拔，“职典刑狱，论法决狱，号为平当”（12）。又如将军向宠，曾参加刘备伐吴之役，“秭归之败，宠营特完”，故得到刘备的嘉许。诸葛亮特向后主推荐向宠是“性行淑匀，晓畅军事”，建议军营之事，“悉以咨之”，定可胜任其职（13）。
3、因才器使
诸葛亮说：“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14）所以他在用人时，能够量才录用器使其长。事实证明，蜀国能够保持清平的政局，与贤能各得其所有着密切的关系。屈原《离骚》云：“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意思是说，只有任用贤能，严肃法纪，才会使国家长治久安。然而选拔贤良，还要根据其才能大小授予相应的官职，方可充分发挥其作用。柳宗元说：“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否则，“生人之理乱不可知也”（15）。柳宗元是把用人是否得当，提高到国家的治乱的高度来看待的。史称诸葛亮“取人不限其方”（16），即不拘一格不抱成见来器使群才。董和、黄权、李严等本为刘璋旧属，吴壹、费观等则为刘璋姻亲，孔明“皆处以显任，尽其器能”（17）。他还注意从基层选拔人才，经过锻炼和考验予以提拔。韩非有言：“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18）。这自然是从历史上在选拔人才方面所长期积累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具有真知灼见之言。
第三、廉洁奉公
诸葛亮的廉洁奉公思想和行动是很突出的。观其一生，以节俭为美德。他主张“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前一句是从修身方面要求自己清静养性，以达到清心寡欲的目的。后一句则是从日常生活中养成节俭的美德，不奢侈不浪费。事实上，一个人做到“寡欲”，退则可以安贫乐道，视富贵如浮云；进则可以廉洁奉公，勤政爱民。他的俭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生活简朴
核诸典籍，先秦儒、墨、道、法诸家都有主张节俭之言，只是提法各有不同而已。韩非说：“孙叔敖相楚，栈车牝马，粝饼菜羹，枯鱼之膳，冬羔裘，夏葛衣”（19）。诸葛亮十分赞赏孙叔敖的节俭作风，特地发布“教令”说：“昔孙叔敖乘车三年，不知牝牡，称其贤也”（20）。措词与韩非所述略有不同，他主要是针对马的牝（雌）牡（雄）而发表看法，没有涉及衣食问题。大概是蜀地多山，骏马尤少，群下时有争马之事发生，故孔明为此而发布教令。自然，牝马不如牡马雄健，但牡马价昂，非一般人所能乘用。孙叔敖身居相国高位，“栈车牝马”从不计较，其节俭国用的思想是值得称道的。这里，孔明乃是以孙叔敖的事迹勖己励人。韩非还说：孙叔敖“栈车牝马”，“其俭逼下”（21）。意思是说楚相国的节俭之风为下级官员树立了榜样，即使有奢侈之习的人，亦将迫于形势而有所收敛。诸葛亮同样寓有以身作则、号召部属向孙叔敖学习，养成节俭之风的思想，从而可以减轻人民的负担，节约国家的开支。
2、洁身自好
诸葛亮廉洁奉公，从不贪污受贿，这是古今所公认的。他说自己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22）。这一点田产，以他的地位及权力，揆之于三国时期的许多达官显宦以搜括民脂民膏增加私产为能事来说，已经是相当廉洁了（23）。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购置这一点产业的金钱还是来自刘备的赏赐。刘备入成都后，论功行赏曾赐给诸葛亮、关羽、张飞等功臣每人金五百斤、银一千斤、钱五千万等，孔明以此赏赐购买田宅，自是无可厚非的。除此之外，他就“不自治生”，“以长尺寸”（24）。而在此之后的赏赐，累计不下“百亿”之多（25），他不是封存于官府，就是分赏给有功的部属。他向刘禅剖白心迹说：“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后来孔明谢世后，“及卒，如其所言”，他的言行如一、廉洁奉公的思想作风，一直为当时及后世所称道。
3、节俭治家
诸葛亮克己奉公，治家亦以节俭为宗旨。他《与李严书》云：“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26）短短三语，表述了两个问题：一是说明自己受赐虽多，但没有作为私蓄；二是家人生活简朴，妻妾没有副服。清人张澍读到这则史料后，不禁深有感慨地说：“侯之妾乃无副服，其俭德可师矣。惜妾之姓不传。”（27）孔明之妻黄氏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其才德足以持家，使诸葛亮获得内助之力。但孔明有妾则鲜为人晓，更无姓名传世。论者或以孔明娶妾，未免是“盛德之累”；或以此为理由，作为孔明并非“完人”之证。殊不知在整个封建社会均有纳妾习俗，而且受到法律保护。达官显贵、富商地主拥有三妻四妾者皆习以为常，甚至在1912年后的民国时期，人们仍视纳妾为固然，更不认为是道德有亏。因而在一千七八百年前的诸葛亮“有妾”一事，是不可苛求的。
第四、不搞特权
诸葛亮青少年时期历经忧患苦难；隆中十年，还亲身参加农业劳动，这就使他具有平民的特质。后来跻登相位，仍然自称是“东方下士”、“一介布衣”、“误用于先帝”等等。所以，在他身上是没有什么特权思想的。
1、家教从严
诸葛亮于后主建兴五年三月，率领大军北驻汉中，屯于沔水北岸的阳平关、石马山一带。但是这一年，诸葛亮在汉中并没有立即出师，而是忙于训练士卒和屯积粮草，为北伐进行准备工作。这时原本富庶的汉中由于战乱一片荒残，大军的粮食供应主要依靠从成都一带转运而来。因为路途险远，运输困难，诸葛亮命其嗣子诸葛乔也参加了这一艰苦的工作。孔明起初并无子嗣，后来过继其兄诸葛瑾的第二子诸葛乔为嗣。由于孔明弟兄各仕一国，所以这一家庭事件还牵涉到两国之间的外交问题，经过诸葛瑾启奏吴主孙权，获得批准后，才遣乔来西，旋任驸马都尉之职。诸葛乔随大军来到汉中，诸葛亮与其兄瑾的信中说：“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28）由此可知，千里运粮任务之重。诸葛亮身为统帅，并无特权思想，自己的儿子也与诸将子弟同习劳苦，这在当时确属难能可贵。翌年，诸葛乔病逝，年仅二十五岁。
2、虚心求谏
诸葛亮身为统摄群僚秉持国钧的丞相，勋名德望，冠绝一时。但他却从无骄矜自得之态、文过饰非、以势凌人之心；相反，却能从国家大局的得失出发，虚己正容，诚恳求谏。这种虚怀若谷、平易近人且能主动听取批评意见的思想，在古代宰相这一级高官中是比较少见的。由于诸葛亮任重事繁，担心有关军国大计的措施不能悉属正确。为此，他一再鼓励左右僚属能够随时指正自己的错误，以匡不逮。他“发教与群下”，希望大家“集众思、广众益”（29）。不久，他又“发教与群下”，表示自己对于忠言直论是虚怀若谷的，并举例说：“前参事于幼宰（即董和），每言辄尽；后从事于伟度（即丞相府主簿胡济），数有谏止。”（30）希望大家消除顾虑，多提意见以减少自己的错误。诸葛亮的这种谦逊踏实的作风，是值得后世称道的。
两汉以来，达官富商在身殁之后，盛行厚葬，夸耀乡里，以矜富贵。东汉王符述其情况云：“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葬，或至金镂玉匣，檽梓楩楠，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务崇华侈”。（31）而远在西陲的益州亦然：“蜀土富实，时俗奢侈”，“婚姻葬送，倾家竭产”。（32）公元234年秋，诸葛亮身染沉疴，自知不起，乃以丞相之尊，叮嘱身后薄葬，并且指定要葬于汉中。根据诸葛亮的遗命，后主下令将他的遗体葬于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不须器物”。（33）为什么诸葛亮主张薄葬，不需要任何殉葬品？这实际上是他一生主张廉政、勤俭节约思想的具体表现。孔明是服膺儒学的，也受墨家“节葬”之说的影响。孔子对“礼”十分重视，他提出过要“克己复礼”的主张。可是，在礼仪的形式上，孔子则反对奢侈浪费。他说：“礼，与其奢也，宁俭。葬，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这也就是说一切礼仪形式都应当以节俭为原则，丧葬之礼只要能表达对亡者的哀思即可。诸葛亮遗命要“因山为坟”则连农田都不侵占，其俭德思想由此可见。
第五、以法治国，法不阿近
诸葛亮深知倡行勤政廉政，如果没有法律制度的严格监督，则贪污渎职，“作奸犯科”之人将难以受到制裁，而廉洁奉公勤恳负责之人，反而会湮没不彰，甚至受到排挤打击。因此，必须厉行法制赏功罚过，以树立严明公正的政风。为此，诸葛亮主张加强教化以法治国。
1、教刑并重，以教为先。
诸葛亮虽然执法如山，但却反对不教而诛，十分重视教化。所谓教化，即政教风化，指通过宣传教育进行感化，以达到“美教化，移风俗”（34）的目的。如果仍然有人“作奸犯科”以身试法的话，那就要绳之以刑，“不从令者诛之”（35），决不宽贷。他明确指出为政之道应“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36）易言之，刑罚只是在教化无效之后方才加以施行，这与《孟子·离娄》篇中所说的“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是一致的。孔明认为必须形成一种宣传教化的风气，“非法不言，非道不行”，（37）即有悖于法令的话不说，触犯法制的事不做。此其一。同时，各级执法官吏必须以身作则，然后才能“正己教人”。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38）诸葛亮则据此进一步提出要求说：“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39）他是这样说的，自己也是这样做的。
2、实行“德政”，兼用“威刑”。
诸葛亮鉴于刘璋父子统治下的益州，“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40）也就是说，君臣上下纠缠于毫无实效的文书法令之中，互相奉承因循敷衍，既不能实行德政以惠民，又不能用法令的威力来整肃不正之风，以致民心不附，政局日替。因此他深深认识到实行“德政”的重要性。《论语·为政》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只有以德临民，才能获得人民的衷心拥护。所谓“德政”，指有益于人民的政治措施或政策。《左传·隐公十一年》：“既无德政，又无威刑，是以及邪！”所谓“威刑”，是指用刑罚的威力来惩治奸邪，保持社会的正常秩序。由此可见诸葛亮的法制观中也浸透着许多儒家观点。为政过宽则“民慢”，过严则“民残”，故须“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左传·昭公二十年》），才能政通人和、百姓乐业。春秋时，郑国的子产就是以宽猛相济的两种策略治国的典范人物。《论语·公冶长》篇赞扬他说：“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诸葛亮治蜀又何尝不是宽猛相济？当时有人说他“刑法严峻”，其实就是针对刘璋统治时期官吏腐败政宽民慢的现实情况而发的。其结果就出现了“耕战有伍，刑法整齐”（41）的安定局面。东晋袁宏在评论诸葛亮的德、刑并用的治绩时说：“治国以礼，民无怨声，刑罚不滥，殁有余泣。”（42）
3、严格要求，恪守法纪。
为了搞好勤政廉政，诸葛亮认为必须对各级官员提出严格的要求。因此，他又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以训厉臣子”。（43）其内容今虽不存，可是顾名思义，所谓“八务”，当系要求各级官吏于做好本职工作时必须完成的八项任务；至于“七戒”、“六恐”、“五惧”，显然是对足以引起人们应戒、应恐、应惧的各种情况提出警告，以免违法乱纪。但是，当教化无效时，诸葛亮就认为就必须无党无偏，依法究办。特别要坚持“刑不择贵”，“诛罚不避亲戚”的原则。通过法制本身的严肃性、公正性，来教育广大臣民。诸葛亮在评论商鞅时说：“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即一方面肯定商鞅在立法、执法方面所表现的卓越才智，另一方面又指出其对各级官员忽略了思想教化的缺点，不懂得发挥“教化”的作用和功能，将犯罪的意识遏止于未萌或始萌之前的重要性。诸葛亮不仅以严于律己著称，而且以“法不阿近”影响于军内外。一出祁山时，马谡违亮节度，失掉街亭。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并写了《街亭自贬疏》。四出祁山时，中都护署府事李严“安身求名，无忧国之事”，督运军粮不力，又造谣惑众，诸葛亮遂写下了《弹李平表》，平首谢罪负。李平系南阳人士，与诸葛亮有乡情之交。然而亮没有因而袒护平短，坚持予以处罚。
总之，诸葛亮的勤政廉政思想，其主旨是以“安民”为根本，以勤劳任职、廉洁爱民为要务，以法令为制衡，从而达到民富国强的目的。诸葛亮去世已经一千多年，然而他的智慧、才气、宅心仁厚、勤政爱民必将流芳千古，为后世的楷模。从他生前的勤政廉政到他死后的遗命薄葬，无不体现了他崇高的人品。他虽死犹生，让活着的人去品评、领悟、敬仰和鉴赏。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社会快速发展，在旧的道德体系日渐瓦解，新的道德体系尚未建成，他的高风亮节犹如点亮一盏明灯，引领我们前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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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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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2）《又与群下教》，见《诸葛亮集·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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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三国志·蜀志·董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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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诸葛亮集·文集·斩断》。
（39）（34）《诸葛亮集·文集·教令》。
（40）《诸葛亮集·文集·答法正书》。
（41）《诸葛亮集·文集·谕参佐停更》。
（42）《诸葛亮集·文集·将才》。
（43）《诸葛亮集·文集·赏罚》。
(该文选自沂南县纪委编辑出版的《诸葛亮廉政思想考论》,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