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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立诚

    北宋仁宗嘉祐六年,周敦颐在庐山莲花峰下择溪而居,筑室曰濂溪书堂,两年后,写下《爱莲说》。这时的周敦颐,已经47岁了。周敦颐之前,东晋名僧慧远与大隐陶潜就曾在庐山结成莲社,庐山的莲文化,源远流长。《爱莲说》的精神在继承中发展到现在,更被历代文人雅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莲文化:在书画文化中,莲是赋诗作画的题材;在情感文化中,莲是寄情怀人的载体;在隐逸文化中,莲是山水田园的象征;在官场文化中,莲是清正廉洁的比喻……莲之爱,可画于图,可咏于诗,可形于舞,可寄于信,可品于人。

  “莲,花之君子者也。”君子,可谓是周敦颐为莲赋予的经典形象,蕴含着周敦颐对人性的深刻理解。

  君子作为儒家的人格追求,在很早就大量出现在了先秦的儒家经典中。《易经》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诗经》中说“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有匪君子,充耳琇莹,会弁如星。”“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到了《论语》中,君子出现的频率更加高了,形象也更加丰满。“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君子有九思”(《论语·季氏》),“君子求诸己”(《论语·卫灵公》),“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立于礼,成于乐”(《论语·述而》),“君子坦荡荡”(《论语·述而》)。

  作为理学先驱的周敦颐,其对君子的理解与儒家一脉相承,但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周敦颐在其名作《太极图·易说》中写道:“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在其另一名作《易通》中论“德”:“德,爱曰仁、宜曰义、理曰理、通曰智,守曰信。”可见,周敦颐深受儒家文化“仁义礼智信”的理想人格的影响,把社会进步的希望寄托在君子的美好品格身上。

  但是不同于《大学》中对君子修身方法的要求——“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独也。”周敦颐超越了这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人生观,而是把修身扩展到了一个更宏大的视域中。所谓“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正意味着无论环境是“朱”抑或是“黑”,君子都能洁身自好,在坏的环境中,也能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有着极高的自律程度。

  周敦颐对传统君子慎独修身法的超越可以归结为:君子所面临的环境往往已不是早期儒家所处的环境,而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环境,但君子身处其中,仍要坚守自身的操守,坚守自己的道德原则。君子不仅要时刻与自己的心魔作斗争,还要与外部环境的不良影响作抗衡,真正做到保持内心的纯净。

  小人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而对于君子来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其根本区别在于对待利益的态度不同。对万事万物的品评,最终都要落到人的本身上来。构建一个和谐社会,其实就是对人的德性的改造与构建。保持清廉的作风,其实也就是加强人格修养的过程。莲文化揭示了廉政文化建设的要义——加强道德自觉,而奉公守法,则是道德自觉的外化而已。廉政文化在中国历史中有深远的影响和重要的地位,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基本内涵就是廉洁自律,克己奉公。以莲为喻,乃是通过莲“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清净本性,要求公职人员做到自净自律。

  读《爱莲说》,不只感叹于周敦颐独特的审美趣味,更要体会其审美旨趣与艺术修养之外,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宾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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